白居易是一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流传下来近三千首诗歌中，也有不少诗是关于养生的。他一生关心政治，思想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他的养生诗也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那种复杂的思想状况，表现出对传统养生的看法。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在二十九岁进士及第之后，仕途顺利，年轻人血气方刚，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锐意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他在《新制布裘》诗中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少见到白居易有养生活动的记录。有的是对求仙长生不老的批判。如其代表作《新乐府》组诗中的《海漫漫》，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一首。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唐代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很多人迷信道教，炼丹服药，为求长生不老，常常吃“金丹”而中毒致死。像唐宪宗、唐穆宗都是因此丧生。白居易写此诗向唐宪宗提出讽谏。他在诗中对服药成仙作了深刻的揭露:“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由于白居易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以诗文为武器抨击守旧势力，终于得罪了权贵。白居易四十四岁(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官江州司马。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尽管他竭力摆脱朝廷中“牛李党争”，忠于职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为百姓做些好事，但是当年那种宁折不屈的斗争锋芒却已减弱了，不复谔谔直言，政治态度也转向消沉，佛道思想在白居易头脑中逐渐滋长。有时他很感慨，想抛掉一切，离开仕途。他在五十岁时写的《自问》一诗说:“黑花满眼丝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加上健康的原因，“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今日逢师虽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于是白居易便在养生、醉吟中寻求思想寄托。
(一)
白居易原本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主张贤人治国，渴望兼济效世。但在贬官江州之后，现实政治带给他的遭遇，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变化。他看到了现实中的问题，他关心国事民生，但他无法改变现实。这也使他在养生活动中充满着思想矛盾。他既否定神仙的存在，但他自己又想当神仙。写《海漫漫》诗的目的在于“戒求仙”。他在《戒药》一诗中也说:“早夭羡中年，……药误者多矣!”表明了白居易反对服食仙药。然而在四十六岁时他却在庐山香炉峰下东林寺边筑起草堂，用大部分时间烧药、学佛。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卷一》说:“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玄绫为质，四面以素绡作云朵，杂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宋·朱弁《曲洧旧闻》说:“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则炉鼎败。”白居易诗中讲到烧丹炼药的，不少于三四十首。如《题别遗爱草堂》:“曾在庐峰下，书堂对药台。”《对酒》:“丹砂见火去无迹，白发泥人来未休。”《烧药不成命酒独酌》:“白发逢秋至，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冷酷的现实使白居易的思想充满着苦恼和忧郁。养生并非是他真正的目的。如《对酒》诗所说:“未济卦中休卜命，参同契里莫劳心。无如饮此销愁物，一饷愁消直万金。”正表达了白居易这种复杂的心理。
白居易后期思想更突出的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如果说杜甫是禅宗的信徒，李白是虔诚的道士，白居易则自称“乐天，佛弟子也”。(见《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在四十岁时，白居易居渭村时贫病交加，他练佛教坐禅。贬官江州之后也练坐禅，目的是为了打发寂寞，消除心中忧闷。他在《冬夜》诗中说:“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他既相信养生是有益的，却又以乐天知命、追求佛道境界来安慰自己。“回思往事纷如梦，转觉余生沓若浮。浩气自能充静室，惊飙何必药虚舟？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枕上作》)直到他七十二高龄，仍是“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达哉乐天行》)在白居易晚年写的诗中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不如厚无生，无生即无灭”、“求无生、返觉路、归空门”的佛教思想。这与他年青时期“不能发声哭，转为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寄唐生》)两者相对照，判若两人。这种转变也正是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压抑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