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居易把养生、钓鱼、饮酒、吟诗四位融为一体，这是白居易养生活动又一特点。这“一体”，实际上是他慰藉心中的苦闷，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感慨。白居易五十八岁称病退稳回洛阳，便纵情于田园闲放，诗酒逍遥。
在“强酒”诗中，他说：“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他借酒浇愁，却又“肺渴多因酒损伤”。在苦闷之极也顾不了许多了，“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对酒自勉”）他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中说自己“往往酣醉，终日不醒”。过量的饮酒，严重地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使他不得不放下酒杯，去学练养生术。“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辜负春风杨柳曲，去年断酒到今年。”（“负春”）有时，他也以钓鱼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咏拙”诗说：“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但是，当他真正提起钓竿，就马上想起从前的姜太公，从而想到自己的仕途。在“渭上偶钓”诗中，他把自己与姜太公作比较，诉说自己不得志的情怀：“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不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在这时候，他深感失意，于是“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在“垂钓”诗中，他回忆起十年来的政治生涯，感慨万分：“临水一长啸，忽思十年初。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白居易在前期“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诗中所说“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指的就是这段飞黄腾达的仕途。后终因“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遭受权贵的打击和排挤，长期宦途蹭蹬，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中。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现实的打击，也使他的政治态度转为消极，以至于参禅、学道、饮酒、钓鱼、赋诗，从中去寻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之乐。他在“醉吟二首”中说：“空王百法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即飞。事事无成身老也，醉乡不去欲何归？”“两鬓千茎新似雪，十分一盏欲如泥。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他在“醉吟先生传”中说自己“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当他在六十八岁“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痹休援琴”的时候，便进行养生静坐，“竟日悄无事，所居闲且深。外安支离体，中养希夷心”。（“病中宴坐”）白居易在七十五岁时写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序中总叙了自己的一生行事，说：“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这确实概括了白居易后期的生活境况和思想面貌。
（三）
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谈到自己在养生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如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可见白居易的养生活动以儒、佛的静坐、禅定养生法为主。“竹楼宿”一诗：“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这很形象地反映了白居易这种养生活动的情景。他在四十八岁时写的“负冬日”：“杲杲冬日出，照人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为蜇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静坐过程中的身心感受。他在家坐禅也达到一定的境界：“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在家出家”）他还体会到养生的好处：“学调气后衰中健，不用心来闹处闲。”（“咏怀寄皇甫朗之”）“犹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改业”）他在“病中诗十五首并序”中说：“……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病少间。”经过一番养生实践，的确也给他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他能活到七十五高龄，这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养生所起的作用。
（四）
白居易的养生观点主要表现在“动静交相养赋并序”一文中。他主张养生要动静兼养，动静结合。在该赋序文中，他说：“居易常见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他认为，“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他在“草堂记”中也提及“外适内和”的养生观点。这是非常可贵的。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劳逸结合、又动又静、以和养生的理论，也正表现了诗人基于现实、基于人生的科学态度。
（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