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保障：由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
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司法长官”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示确定私人力量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起诉的程序性权利。这种由判例上升为立法的路径应为我国所借鉴。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法院审判时仍可作为法律依据适用，其公布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法院也有很强的示范效力。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与美国的司法判例极为相似，为了避免立法的跳跃式引进所带来的震荡，我国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在典型案例中确立这一规则，在积累相当经验的基础上，在通过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原告资格，待时机成熟后，将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
（二）审判组织保障：建立符合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公益法庭
经济公益诉讼的实施当然离不开适用这一程序进行案件审理的审判组织，但是“大民事审判”格局下的审判组织适用我国现行传统诉讼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新型经济纠纷，鉴于这类纠纷的特殊性和经济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我国应建立起适应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经济公益法庭，专司审理这类经济公益案件，通过对传统诉讼受案范围缺陷和漏洞的检讨，并结合经济公益冲突的共性规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案、扰乱财经税收秩序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与资源案以及其它经济公益案件应当属于经济公益法庭审判受案范围，因为它们至少有一个共性：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经济权益，受害人是不特定的社会民众。
（三）举证能力保障：实行有利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传统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大多数情形下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公害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公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鉴于以上原因，我国经济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必须得到立法肯定：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人有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损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
（四）资力保障：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及其奖励机制
在新型公益侵权案件中，由于其牵涉面较大且涉及众多复杂专业知识与技能，原告即便履行其较轻的举证责任也需花费极为昂贵的诸如高科技术鉴定使用费用，往往为一般组织与个人难以承受。如果仅因诉讼费用而拒原告于法院大门之外，这无异于迫使民众放弃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保护请求。所以，我国应吸纳他国的做法，适当减轻民众提起公益诉讼所需费用，在立法上，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如在法国，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事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再按规定标准收费，数额极为低廉。这种诉讼费用分担方式有利于保护公众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可供我国借鉴。
同时，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公共利益与自身私人利益相比较，较少为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所“青睐”，加之，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为一般民众所不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要是出于对美好社会生活和和谐经济秩序的需要，为了鼓励与保护他们的这种“热心”，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奖励。如美国反垄断法《克莱顿法》第15条第3款之规定，依据本条提出的任何诉讼中，若原告实质上占有优势，法院将奖励原告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这一规定对我国也不无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