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义务虽然是公司法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必须以健全的民事责任机制为支撑，相关民事责任机制的关键是董事应根据何种归责原则来承担责任。传统民法理论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可分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类，其中，侵权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而违约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董事作为公司财产的实际管理者，因其违反勤勉义务时的行为同时具有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双重特征，故受其行为损害的公司及其股东从理论上应享有追究其过错或无过错责任的选择权。
从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各国在董事归责问题上采取的基本上都是过错责任原则。毕竟，相对于无过错责任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及应受谴责的程度，过错责任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在行为指导、道德评判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勤勉义务考察的主要是董事的经营能力，不同的董事在经营能力上会存在客观的差异。若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要求过于苛刻，既不利于选聘合格人士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也不利于调动在任董事的创新积极性，有碍于公司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的高效决策与成功运营。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英等国不但坚持董事归责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还允许有条件地免除或减轻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并构成重大过失时的赔偿责任。
我国公司法有关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时归责原则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来说，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董事只要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董事不存在任何免责的理由，似乎未考虑董事的主观过错问题，实行的应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董事仅在无证据证明其参与的董事会决议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而其无过错时，才承担赔偿责任，实行的又应是过错责任原则。换言之，若董事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就推定其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赔偿责任。因第一百五十条是关于董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只是对特定情形下董事责任的规定，二者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很容易让人产生理解上的错误和混淆。并且，相关条款或者未考虑董事的主观过错，或者未充分考虑其主观过错程度，不利于有效阻止董事的不当行为，并无法为善意董事的正常商业经营行为提供激励。
为消除公司法的上述缺陷，有必要尽快对公司法的相关董事责任条款进行完善，具体方案为：一是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现有内容之后增加但书条款，即增加“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与其他责任条款相衔接；二是增加规定董事免责的情形，免除或减轻董事的一般过失责任。具体可借鉴日、韩等国法律的做法，规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但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时，应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如此完善之后，一可改变公司法目前关于董事归责方面的不合理规定，将董事违反义务（包括勤勉义务）时的归责原则统一为过错责任原则，董事在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时，可免予赔偿责任；二可为董事的正常经营管理行为留下适当的自由空间。而在董事归责原则明确、董事并享有适当自由决策空间的前提下，现行法律中针对董事的诉讼索赔机制也有望切实发挥其功能，从而形成对董事行为系统有效的约束与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