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遗传力。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的原动力是极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思想观念从古至今有极强的遗传力量。私有观念的遗传“基因”-_代传给另一代，一直传递了几千年，并且还要继续传下去。要消灭腐败必须消灭腐败的遗传“基因”，而遗传“基因”的消灭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此可知，若干腐败主体的被消灭并非腐败现象的灭亡，因为腐败“基因”——私有观念还相当普遍而又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里，潜伏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它便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2、噬权力。腐败成为政治系统的痼疾，说明腐败主体攫取的最大“财富”是政治资本，猎取的最大目标是政治权力。腐败主体的难移本性往往表现为嗜权如命，噬权为生。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升官与发财往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政治权力成了获取财富的手段与捷径，官本位与权本位成为腐败主体的精神支柱。
3、寻觅力。腐败“基因”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天生造成了腐败主体有相当强的寻觅力量。腐败主体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动机，没有机会寻觅机会，有了机会抓住不放。在腐败主体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期是实施腐败行为的最佳时机。在这样的过渡时期，腐败主体寻觅管理漏洞，寻觅法律、政策缝隙，寻觅监察制度的空档，特别是寻觅价格差、利率差、汇率差等造成的巨额“租金”，简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往往不需要任何成本投入，但却能获取巨额的“收益”。
4、腐蚀力。腐败主体异乎寻常的寻觅力，使其抓住机会大肆鲸吞、挥霍属于国家和集体的钱财。这首先对那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人产生相当大的诱惑力，对整个社会公众的思想、心灵、价值观、道德观产生严重的腐蚀力。既然腐败主体不需要任何投入就能得到物质、精神上的大量“好处”和“实惠”，其他社会成员何不循其道而为呢?于是便会诱发攀比、模仿之风，这将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5、借用力。腐败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及外部敌对势力的借用力量。敌对势力要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混乱与动乱，进而摧毁该国家与地区的政权，最好的借助力量就是腐败。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和平演变”战略，实质上就是使之腐败自毁的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家曾公开宣布他们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末就可以达到“不战而胜”。
6、反弹力。腐败具有极强的反弹力量。用中国战争年代的一句政治术语，可以把腐败称之为向和平社会发动疯狂反扑的“还乡团”。如果不及时、坚决、严厉地加以打击和遏制的话，它就会变本加厉地滋长蔓延，对它进行治理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7、畏民众。腐败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剥夺和践踏，人民群众对它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腐败也最畏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反腐败，腐败现象便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直至控制到最低程度。
8、畏权威。腐败除了畏惧民众，还畏惧权威。这个权威是指党和国家的权威，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腐败主体既有贪婪、顽固的本性，又有欺软怕硬的本性。一旦党和国家恢复和建立起它应有的权威，腐败主体便会惶惶不可终日，至少可以较快地遏制住它滋长蔓延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