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种意义上讲的法律体系，都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法律体系的逻辑性。法律体系需要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来构造。文化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往往是依据文化演进的逻辑而构织成法律体系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法律在文化上之所以具有家族相似性，端在于它们之间形成了文化上的逻辑关联。至于此种文化上的逻辑关联是通过何种方式而实现的，则可以在所不问。我们知道，不同国度的文化关联，既可能是不同国度之间平等的双向交流的结果，又可能是某种文化单向输出（通过军事强制或文化教化）的结果，例如印度之接受英国法律文化便是；还可能是主权国家主动吸收和移植的结果，例如日本对中国、德国以及美国法律文化的吸收和移植便是。除此之外，本来统一的文化民族（或国家）因政治或军事的分裂也可能形成文化上有明显联系的不同国度，从而政治或者军事的分裂并不构成破坏法律文化上的体系化之因素。导致文化之家族相似性的这些不同原因，并不影响文化意义上法律体系的逻辑统一性。
现行法律视角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种逻辑关联方式来构织成一个体系的。大体上有两个方面：其一、以法律的不同效力逻辑来构织。在一定区域内的部门法中，不同部门法的法律效力各异。倘若某区域的法律按照法律之效力高低-效力层次低的法律依从效力层次高的法律而构织法律体系，则该法律体系贯穿的逻辑原则是效力逻辑原则。其二、以法律的不同功能逻辑来构织。法律所调整的对象不同，其作用和功能也就各异。与此同时，调整不同对象之法律间并不存在效力等级关系。即从效力而言，它们之间是同等级的。比如民法和刑法在效力等级上完全是相同的。那么，在法律体系中，如何摆正它们的位置？显然，靠效力逻辑原则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只能借助于另一个原则，即功能逻辑原则。调整不同对象的法律之功能的差异，从表面看似乎是法律体系的分裂因素，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因为法律的整体功能往往取决于部分功能的整合，即不同功能的法律之间并非不存在关联，相反，它们的不同功能正是法律发挥整体功能的前提。这样就把不同功能的部门法律按照功能整合的原则和逻辑构织成一个体系了。
其次，法律体系的整体性。体系一词所要表达的往往就是整体性的意思。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在形式上取决于构造法律体系的逻辑的一致性，而在内容上，取决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可以把法律体系之整体性具体划分为形式的整体性、效力的整体性、功能的整体性诸方面，分述如下：
法律体系之形式的整体性。法律乃是通过形式符号而对应于实在的社会关系的。但是，法律要能通过形式符号而组织、缔造社会秩序，就必须强调形式符号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我们知道，法言法语是通过字、词、句子而进至条、目、节、章，最后形成为部门法典的。在部门法中法律在形式上的整体性就是要强调如上符号构造之间的和谐、一致。那么，在部门法之间呢？毫无疑问，它们之间也需要形成“符号的协作关系”。部门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就是法律符号之间不能产生和谐与协作关系之所致。尽管与内容相比较，形式似乎是次要的，因此，在有些人眼里也许法律形式的整体性也就无关紧要，但只要我们想想，法律的形式符号总是要作用于社会的交往关系，那么，就可以明了：法律形式之间的不和谐，往往意味着法律秩序之混乱不堪。世间不存在法律形式上是混乱的、无法形成整体性的，而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竟能有条不紊的情形。从此不难看出法律形式整体性的意义。一国法治的基本前提，就是形成法律在形式的整体性。虽然，形式整体性的法律未必一定会导致和谐的社会秩序，但形式紊乱的法律万万不能导致和谐的社会秩序。
效力的整体性则是指在法律体系内部，无论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也罢，还是不同部门的法律也罢，都应当围绕着法律秩序的构造而发挥其效力。因此，其效力不应是分裂性的，而应当是聚合性的。这种聚合的向心点就是法律秩序。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也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口号，相反，作为“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致用，即通过法律规范建构人类交往行为之秩序。虽然人是个体存在的动物，但他只有置于群体性交往中时其个体生存才能更加得以显示。荀况称人的这种属性为“人能群”。他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可见，人要真正安全地、有序地、有价值地生活在世界上，就必须百倍关注交往行为的统一秩序。而法律体系在效力上的整合与整体效应适为人类实现有序交往和有价值生存的最重要的工具。
功能的整体性是指通过部门法而构成的法律体系，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中要能够发挥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功能。法律形式的整体性只是一种外在的整体性，要使此种外在的整体性发挥出实际的、内在的价值，必须以其对社会关系的实际调整作用为标准来衡量。建立有机联系的法律体系，就是要通过它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整体性调控。实现通过法律以控制社会的功能。可以说，法律体系之功能的整体性乃是其形式整体性的价值外烁。只有通过对法律之遵守和运用的实践，此种功能的整体性才能得以实现，法律体系才能从形式的整体体系外化为实践的整体体系。
再次，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法律体系的这一属性是与前述它的整体性之间紧密相关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体性所讲的就是统一性。但这里将统一性单独列出来，并不是要存心搞同义反复，而是想进一步说明：它们两者之间还具有不同之处。
在不同文化模式和不同政治结构的法律体系中，我们会发现：在有些国家只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些国家却有多套法律体系。例如，在联邦制国家，国内往往会存在完全不同的多套法律体系。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存在着“一国四法域”的现实情形。在一套法律体系下，毫无疑问所要维持的是一种相同的、单一的法律体系的整体性，但是在存在多套法律体系的国家或区域，每一种具有形式整体性的法律体系都在维持和它相关的整体性法律秩序。因此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整体性。可以说，存在多少个法律体系，就有多少个和这些法律体系相关的整体性的法律形式、法律效力和法律功能。
那么，当某一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原则之间也出现了冲突时，如何维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这就须要借助自然法理念。在西方世界，自然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法律观念，但究竟什么是自然法人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我们选取两则中外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界定：霍尔巴赫指出：“正是理性给了人类以名叫自然法的法则，因为自然法是由我们的本性决定的，来自我们的本质，来自使我们留恋生命的爱，来自我们保存生命的意愿，来自我们所怀有的体验一切有益事物和愉快事物的无法遏止的欲望，也来自我们对一切不愉快事物或有害事物的憎恨心”：“但愿人们不要说，自然法不是某人制定和颁布的。自然法简单、明了，是大地上一切居民都能懂得的。任何人只要能强行克制住自己的情欲，深思长想，极力弄清自己对同类的责任是什么，他就会发现，组成为人类的一切个人都从大自然那里获得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心愿和同样的需要，以及对同样一些东西的憎恨。”江山认为：“自然法或人际同构法即诱导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一体之法。她是超然在人与自然之上又运行其中的规范体系。”尽管人们对自然法的看法有别，但其主导方面是要求人类行为理性地适应于自然的法则则大致无错。
本来，规范法学强调道德与法律的两分，即自然法及道德原则不应当被纳入法学理论中来考察。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危难，终于使规范法学者接受了一种被称之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理念。不但如此，论者还承认：“司法判决，尤其是对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法判决，往往涉及到道德价值之间的选择，而不仅是某一个单一的、突出得到的原则的运用。”在这里，哈特虽然否定了对某种特定的、机械的道德原则之推崇，但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司法中的道德价值选择。“二战”以后对德、日、意等国家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在实证层面说明了道德原则和价值在司法中的功能，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当法律原则间出现冲突时，对法律体系统一性的救济机制只能借道德价值的选择以解决。
最后，法律体系的活动性。法律是一种稳定的规范机制。人类建立法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具有稳定性的规范机制以规约变动不拘的社会关系。法律的这种稳定属性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所在，这就是由稳定性所必然带来或派生的僵硬性、保守性。为了使法律能够更加适时地规制变迁了的社会关系，在强调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体系应当具有活动性。法律体系的活动性，就是指该体系应当根据社会的变迁而具有开放性，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综合人类已有的法律实践，大致上有立法模式的适应之路和司法模式的适应之路。
所谓立法模式的适应之路，就是指立法机关运用立法的正当程序而对法律所做的废、改、立活动。不难理解，立法机关对法律的废、改、立活动，本身已经表明先前建立的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如果法律体系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则就不存在对法律的废、改、立活动了。这在我们的法律体制中不难发现。
所谓司法模式的适应之路，则是指司法机关运用司法的正当程序而在变迁的社会事实中发现法律的过程。奥斯丁在谈到通过法院在习惯中发现法律（习惯法）时说：“……习惯法作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其基础是这样的：法院参考了预先存在的习惯，然后进行司法立法。在这里，当习惯没有成为司法判决根据的时候，而且，当习惯没有以主权者个人或群体所设定的法律制裁作为后盾的时候，习惯也不过仅仅是被统治者舆论所确立的规则，这种规则的制裁性，或者强制性，仅仅具有道德上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当习惯成为法院判决的理由的时候，并且，当习惯是以主权者个人，或者群体所设定的法律制裁作为后盾的时候，这种习惯，的确就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规则。”按照纯粹法理学对于法律的界定，则在所谓民间（习惯）法中发现法律显然是通过司法以使得法律体系活动化的过程。当然，就法院而言，它能够发现法律、从而使法律体系活动化的资源不仅仅有民间法，而且还有法学理论、社会道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