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济剩余这个概念，巴兰和斯威齐提出了三个主要理论见解：①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整个时期，不仅其绝对量而且作为国民收入（或总产量）的份额（百分比）都趋于增长。②经济剩余总量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在垄断资本主义整个时期正日益增大。③垄断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吸收日益增大的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
对于第一个见解，巴兰和斯威齐主要是以大公司在成本降低方面的效率（不断地、更快地降低成本）和在大公司制度下市场行为（垄断价格、想方设法推销、广告费用膨胀等）来加以说明，从而论证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存在着“剩余增长规律”。他们申明，剩余增长规律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不相抵触的。据说，后者是以竞争制度的假定前提下的理论为其根据的，而他们用剩余增长的规律去代替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并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上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原理，而是面对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的情况，这个代替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即剩余增长规律表现的重要作用实际就是影响着分配的国民收入份额问题。
对于第二个见解，巴兰和斯威齐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据说，因为大公司的股利政策（通常股利支付率指标长期固定为公司收入的50％）使增大的剩余积累（公司未分配利润）与这项剩余分配到可支配收入之间产生时延（例如，假定公司在某个时期每股赚得利润两美元，支付股利一美元，以后每股赚得利润增加到四美元，那么股利将不会在一年内而是在好几年内才增加到两美元。这时，实际股利支付率将落后于公司的目标股利支付率）,所以,即使资本家把全部分配的利润用于消费，剩余总量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剩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也趋于增长。这样，便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它长期无力吸收它所能生产的剩余。因此，愈益困难的剩余的吸收问题就会出现。
依据第三个见解,巴兰和斯威齐断言:“既然不愿生产出不能吸收的剩余，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通常状态就当然是停滞。”垄断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吸收剩余的能力，这就等于全部生产能力的开工率存在下降趋势，即现有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经常未能被充分利用。虽然有可能出现有利于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如下投资出路：①用于满足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要的投资；②用于新生产方法和新产品上的投资；③国外投资。
但据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却不是乐观的。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本身对于创造某种投资出路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人口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同时其他的投资出路又在减少，其结果很可能是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持久的投资景气；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的速度是迅速的，但大量技术陈旧的设备仍然保留使用。总之，在他们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速度和投资出路大小之间，并不存在象竞争制度下所表现的那样一种必然的关联。“技术进步倾向于确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投资所采取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数量”。至于说到国外投资，它远远不是国内形成的剩余的出路，相反，它是把海外形成的剩余转移到投资国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样，国外投资就使剩余吸收问题更为严重，而不是有助于它的解决。所以，如果缺少抵消力量（如军国主义化、浪费等）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巴兰和斯威齐使用“经济剩余”这个概念还企图表示：“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消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据此，他们断定，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不合理的制度”。自由企业一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口头禅，丝毫不具备描述或说明的效力。没有财产的人民大众从来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或政府的政策。因此,“这种社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能力为它的成员们提供一种途径，为着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兴趣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去利用他们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