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

[拼音]：Fan-Han duiyin

[外文]：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用汉字对译梵文音。多见于佛典中的专名、咒语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中，对专名和咒语往往采取音译。例如一种神灵名 yak▄a译作夜叉，国名▂ ravasta译作舍卫国，花名padma译作波头摩;咒语Tad yath╣ i╨i vi╨i译作怛二合也他引伊上腻尾腻，等等。利用梵汉对音材料，通过梵文的读音来了解汉字的读音，是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一种。

最先倡导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的是俄国汉学家钢和泰(1877～1937)。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刊载了他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的译文。该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对音材料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拟测的隋代《切韵》音相比照，来说明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的重要性，在方法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汪荣宝实践了钢和泰提出的新方法，他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31）论文，考证出唐宋以上歌戈韵的字都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鱼虞模韵的字也都读 a音，不读u、ü音。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见，因此引起古音学上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围绕着如何认识和评价译音材料和音韵研究方法等问题，以林语堂、唐钺、汪荣宝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徐震为代表的旧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辩论过程中，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方法的优越性。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883～1945)1920年发表的《唐代长安方音》利用了天竺高僧不空的汉译梵咒（30多个汉字）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只占不空全部译音用字的5％，但是从中发现了唐代长安音鼻声纽字对梵文鼻音，又对浊塞音这一特点，从而最先提出汉语鼻声纽包含鼻音和浊塞音两个成素的见解(例如，“娜”应当读 nda)。后来罗常培在汉藏对音材料里也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有类似的情形。

梵汉对音的研究，促使汉语音韵研究由清代学者的古韵分部转向古音音值的拟测。并考定了个别声母、韵母的音值。但最初阶段也不免有粗疏、简单化的弊病，例如，用宋音证隋音和用魏晋隋唐音证先秦音而时代不分，用历史音变解释不同来源的材料而忽视这些材料的地域差异，所以得出的某些结论与古文献的事实不符。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论文，考证出 6世纪末至11世纪初知彻澄三个声纽读[t]、[t‘]、[庽]（或[庽‘]），娘纽读 [η]，订正了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里所作的[慩]、[慩‘]、[庿]、[怱]的拟测。选取对音材料时也注意到了它的时间性、地域性以及梵文文本之间的差别，同时又参证了汉藏对音、现代方言和韵图等材料，所以结论比较可靠。

陆志韦和李荣用梵汉对音证明《切韵》的浊音声母不送气，读作 [b]、[d]、[ɡ]，订正了高本汉所拟测的送气音 [b‘]、[d‘]、[ɡ‘ ]。陆志韦的《古音说略》指出，梵文的不送气浊音可以直接译成《切韵》的浊音，梵文的送气浊音好象无从对译，肯定古汉语的浊音全作不送气的，不至于有大错。李荣的《切韵音系》把隋以前各家对译梵文字母的情形归纳成如下几种：他们还分别参证了《广韵》又读、壮语的汉语借字和广西傜歌等材料。

以上诸家考证的问题大多集中于声纽，取材也以《圆明字轮》和《四十二根本字表》等字母译音表为主。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论文，取材范围扩大了，研究方法进一步改善，由零星的某些声纽、韵部的考证转向对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整个语音系统的研究。他考证的后汉三国时期的声纽系统（部分声纽缺而不论）是：韵部（部分韵部证据少，存而不论）是：论文利用20多位经师所译的全部经本，收集到 500多个音节，材料丰富。在对音研究上有如下贡献：

（1）用日本悉昙家的理论解决对音上的疑难问题，例如运用梵文元音替换规律解释对音材料里i、e、ai之间或者u、o、ɑu之间的混淆现象；用“连声之法”分析梵文和汉语之间的音节对应。

（2）辨识汉译梵音的中亚、印度方言因素，解决对音上的疑难问题，例如利用 prak╱ta（梵语方言）清辅音在两个元音中间发生浊化的现象来解释对音材料里一部分清浊辅音混淆的原因。

（3）处理对音材料时，用梵文原文和别种译本进行校勘。此文确证后汉入声收浊塞音，发现至祭两部去声收-s韵尾，订正了高本汉关于闭音节不用i、u作主元音的学说，考定四声的起源年代和分类，讨论了平、入、去声的调值，论证了歌部韵值应为al，侵部应两分，匣于互补，后代所谓重纽三等字有╱介音，喻为审浊，等等；并肯定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和娘日归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