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

[拼音]：keju zhidu

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多年。对这一漫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沿革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代有不同。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行之既久，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是德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完全成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为了消除这一积弊，由隋至唐，逐步为科举制度所取代。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人。开皇十八年(598)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以上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不过偶一行之，但说明隋已开始分科取人。隋以后的史书称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刘肃：《大唐新语》），“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后人以为十科举人中的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美秀即进士科。这又说明炀帝时就把“进士科”与“试策”办法联在一起，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进士科的人才，从而“科举”与“考试”形成必然关系，产生了科举取士的制度。

唐循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取士。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类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常科的考生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中央和地方学校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者，可向州、县提出书面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常科中明书、明法、明算不为人们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曾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不能入选，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所以应秀才科的人很少。因此，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两科之中进士更占优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但唐初士大夫由科举入仕者为数甚微。因为九品中正制虽已废止，但勋亲要官子弟仍可依靠门荫入仕而窃居高位。到玄宗时期，士族地主和唐初的功臣贵戚集团均已衰落，刚刚上升的新贵政治地位尚不稳定，门第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托，家庭出身不能成为高官子弟世袭高位的可靠保证。形势的变化使一些大臣注意按才学标准培养自己的子弟，于是以考试才学为主的科举就成为获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安史之乱后，随着一般地主的继续发展，中小地主和中下层官僚子弟读书的增多了，其间出现了许多苦读的人物。他们熟悉经史，注意当代时事，于是在贞元、元和之际一大批经世治国之士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来，并且很快进入最高统治机构，担任重要职务。进士在宰相和高级官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终唐没有再发生变化，进士科已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其实行之初表现出以下的积极意义：

（1）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收归朝廷，有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

（2）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使官僚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3）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能调动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

（4）从下层吸收人才参加各级统治机构，不仅改变了封建政府中官吏成分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的活力，提高统治效能，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笼络下层士大夫，牢笼天下英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科举办法，大体沿唐代之旧，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以进士科为重，得人亦最多。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由天子亲策，科目的设置变更无常，又不经常举行。宋代科举不同唐代之处在于取录广其名额，录取后厚其荣利。唐代进士及第名额，极盛时一榜不超过 50人，居常 10～20人；宋代最多曾达到四、五百名，平时亦百名左右。唐代进士及第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予官职，宋代进士及第即直接授官。北宋时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曾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变化：范仲淹当政时，要求应科举者先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王安石进一步主张以学校代科举，士人通过学校考试可免予参加科举考试，径奏除官。他们的改革均因他们的去职而告失败。

明代立国之初，注意搜罗和培育人才，一面急于开科取士，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兴盛。一面又重视设立学校，太学为明初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德才兼备的封建官吏。据记载， “明初人才辈出，太学为盛”。然而没有几十年，明宣宗以后科举及第升官机遇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太学。不仅如此，自明至清，学校虽未废除，而且凡欲参加科举以取得功名的，必先进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从表面看，似乎学校与科举并重，或者学校与科学融为一体，但实际应科举的人主要在家读书，并不到学校接受教育，学校也有名无实。即使学校认真进行教育，其教育目标及教学内容都与科举有直接关系，学校实际上变成科举的预备场所，成为科举的附庸。明代科举制另有几个特点。科举原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唐代常科有基本科目六种，宋代更多，明代则只余进士一科，进士科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从明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进士一选庶吉士，就被目为未来的宰相。只有明一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唐、宋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况，持续至清末。明代以进士取士，虽沿用唐、宋旧制，而试士之法却大有变更，最突出的是自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盛行的“八股文”取士。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清 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也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历代以科举入仕而显名后世的，唐：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明：于谦、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林则徐、翁同龢等。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弊端也逐步显见。讲关节、重门第乃至贿赂公行，科学为有钱有势者所垄断；至于应试科举之作弊，自唐以来即未能免，渐积至于明清，舞弊之法更层出不穷，以致投机取巧成为风气。科举考试在实行之初，曾激起人们读书的积极性，但由于考试内容和方法的失当，又逐渐使人们不认真读书。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举考试仍然以诗书取人，却责以理财、典狱、治水、防灾，自难胜任。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益形暴露，在有识之士的“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下，首先对科举的内容进行改革，其次递减科举取士之额，最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考试内容及方法

明经、进士等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要考试各科所习专业课程。考试的方式方法，唐至宋初，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宋以后主要试经义。

帖经是唐代试士的一种重要项目，各科均须帖经。方法是主试者将经书任揭一页，留出一行其余遮盖，再在这一行字上用纸帖盖三字，令考生将被遮盖的字读或写出来。以明经科为例，每经帖十次，答对五次以上为及格。

墨义是主试者从经书中提出若干问题，令考生就书中原文笔答，不加解说。例如原题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答题就开列七人的姓名，如果答不出就写“对未审”。这种问题有时也采用口试方式，称为“口义”。由于问答很简单，所以常须问几十条乃至百条，方能统计成绩。

以上两种考试，显然只在测验记忆能力。当初所以实行，因为唐承魏晋南北朝，宋承五代十国，儒家的经学及其倡导的封建道德规范在士人中的影响削弱，唐、宋统治者为了提倡经学，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以帖经、墨义等考试方法，迫使士人攻读经书、铭记在心。但后来应考人士成倍增加，这种简单、机械的命题考试，难以把数千名考生的优劣程度区分出来，于是帖经就专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以迷惑考生。此种考试徒然浪费人的时间精力，无助于启发人的聪明才智。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帖经、墨义都是“无补之学”，以这种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

策问是主试者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作出书面回答。唐初明经科须答策问三道，进士科须答五道。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可以使士人从经学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而面向现实，用经史知识研究政法财经等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和才能的形成。唐和宋初通过科举网罗了不少才识之士，策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科举考试经常举行，久而久之，试题不免陈陈相因，于是士人就设法搜求历年考试登第者的对策论文，熟读强记以应付考试。据史书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应试之前，也准备了20余篇策论，熟记了一些有关文章。可见就是较好的试策方式，用之既久，也同样产生弊病。

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唐初考试由于“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下诏进士加试诗赋。作诗赋既要具备足够的自然常识、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能力，并要有激情。这一切都有助于活跃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感情。但科举考试在于选拔官吏，并非选拔诗人，诗赋作得好，并不一定善于吏治。唐代宗时礼部尚书杨绾批评开元、天宝之际的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旧唐书》卷一一九《扬绾传》）。他认为经史知识是居官所不可缺少的。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朱熹，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前者认为诗赋无补于治国，后者认为诗赋无助于人的道德修养，都要求取消诗赋。但直到清末，诗赋一直是进士科的考试项目。

北宋神宗以后，废除了帖经和墨义，代之以经义。所谓经义，就是以五经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写这种论文有较多发挥思想的余地，较之帖经、墨义自是一种进步。到了元代，明文规定经义考试首先须从四书中出题，答案须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任意发挥。明中叶以后，又要求阐发经义的文章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于是，经义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要求。

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破题论及圣贤诸人须用代字，如尧舜须称帝，孔子则称圣人；承题则与此相反，可直呼其名，不再避讳。“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

八股文注重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因为八股文从内容上要求作者用古人的思想与口吻，代圣贤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八股文的试题既然出自四书、五经，士人预先就经书中可以作为试题的写成若干篇文章，或请人代作文章，平时只熟记这些文章，以便临考侥幸猜中，随手拈来。在主试者方面，由于多年考试，四书、五经上可作命题用的成句几乎使用殆尽，为了防止士人投机取巧，不惜截取经书部分语句作为题目，或者截断语句任意搭配组合，以致试题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士子临场面对此等题目，或束手无策，或信笔而不知所云。八股文自其形成之日起，便遭到物议，批评最为严厉深刻的莫过于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也。”

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

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基本上每年都举行。宋神宗熙宁时仿周朝三年大比之意，定为三年一考。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此至清末成为定制。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省级考试和中央考试。

地方考试称为“院试”。考生先后参加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录后再应由中央派往各省的学道（或称学政、学台）所主持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即成为所在地县学（州学或府学）的生员，初入学的称附学生员，逐步升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统称为秀才。凡取得秀才资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纳田粮。秀才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叫做“岁考”，其作用是督促学习。在大比之年的前一年，由学政主持举行 “科考”。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科考成绩列为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前 3名的，准予参加次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

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考试分 3场，每场 3日，例定八月初九日为第1场，试以《论语》文一，《大学》、《中庸》文一，《孟子》文一；五言八韵诗一首。十二日为第2场，试以五经文一。十五日为第3场，试以策问五道。三场皆先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科举考试中的常科是定期考试，除非国家发生重大事故，考期从不变动，所以不须预发通知，届时全国考生自动作好应试准备。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1名举人称为解元。举人可于第 2年进京参加中央举行的考试。举人名额，各省不等，大省有百余名，中、小省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向有定数，不能任意增减，大抵按一省人口、物产、财赋等确定。

生员长久不能中举，便逐步由附生升增生，由增生升廪生，由廪生选贡生。贡生分拔贡（每 12年考选1次）、岁贡（每年选 1次，按在学时间依次选补）、恩贡（无定期）、优贡（无定期）、副贡（每3年举选1次，由乡试取得副榜的生员中选送）。顾名思义，贡生系贡举到国子监成为太学生。实际贡生并不入监读书，不过取得太学生的资格，一方面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一方面可以通过“诠选”出任官职，主要是担任地方学校的教官。

中央考试的第一步为在礼部举行的“会试”，逢辰、戌、丑、未年的三月举行，共试 3场，每场 3日，3场所试项目同样是四书文、五言八韵诗、五经文及策问。会试取中者称“贡士”或“ 中式进士”，第 1名称“会元”。清代会试中式，并无定额，每科自百余名至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八年取录 406名，最少的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仅录取96名。

会试后，于四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清初在天安门，后改在保和殿。凡贡士均参加殿试，试后根据成绩重行排列名次，并无黜落。殿试只考策问，策问答卷的起收以及中间的书写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并且强调书法。书写的字体要求黑、大、圆、光，即字体方正、笔划光圆，墨色乌黑，当时称为“院体”或“馆阁体”。殿试评卷，主要看书法，对策内容及文笔反居其次。殿试只一天，贡士必须以大部分时间用于安排格式、计划字数及书写上面。殿试依成绩分为三甲（三等），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称“状元”如果乡试、会试、殿试均考取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俗称“连中三元”。一甲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殿试一甲三名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二三甲进士再经“朝考”，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选翰林院为庶吉士，俗称翰林。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部员），或分外地任县官。

举人参加中央会试，考取进士的究属少数，多数落选，而且多数举人连考几次仍然不能及第（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8次会试落选，第9次始考中进士）。为了给这些人以出头之日，即在连续三次以上落榜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授予官职。这一措施称为举人“大挑”。被挑的举人最高授知县，大部分担任地方学校教官。

科举与学校

学校是培植人才之所，科举是选拔人才之法。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选举与学校相辅而行，各有其独立的作用。到了唐代，虽然科举与学校并举，两者并不处于并列、同等地位。因为由学校出身的生徒仍须经过考试，学校不能直接给生徒以出路；而乡贡出身的人，不必经由学校培植，一经考试及第，便被承认为人才。这样，科举成为凌驾于学校之上的一种制度。唐初，社会上重视科举及第的生徒，因为他们出身官学，受过正式教育，要较乡贡高出一筹。于是人们视学校为登科的通路，多争取入学。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科举对学校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后，封建王朝利用科举考试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办学，调动了社会办学及民间读书的积极性。不经国家学校而科举及第的比例逐渐增长，官学的地位逐渐低落。唐开国 100年后，科举考试日益发达，学校教育渐渐不关重要。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先后严厉批评这种只取才不养人的错误作法，如同农夫只坐等收获而不事耕耘一样愚蠢，终于导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认为，择贤固然重要，但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将不继，所以教是第一，择尚其次。主张必严科举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认为，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费了许多光阴，专门去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国家实用之事，及第之后，所学完全无用。为了扭转社会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他强调要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积极作用。他建议逐步使取才与养才统一于学校，即凡在中央官学学习的学生，通过了学校的考试，不必再经由科举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纳入养士之中，即把选拔人才的职能部分地赋予学校与学校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又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旧势力所挫败。

及至明清，学校更形同虚设，虽然凡应科举者必须先在学校取得生员资格，但生员并不在学校读书，学校教官也无力发挥其教育作用，使学校空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其原因，也与科举制度有关。

清代地方学校各有正副教官 2人。正者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副者统称训导。他们的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正副教官的来源大体是知县改教、举人“大挑”、“五贡”诠选。

清代规定，知县可改任府学教授。这种改教并不是因人而宜的调整，而是因知县年龄过大，或者懒惰愚钝工作不称职，以及老弱病残不能工作的才改任教职。据记载，有众多的府学教授精神衰迈，两耳重听，步履维艰。因此，学校被认为是惜老怜贫之地，教授成为投闲置散之官。

清代的举人“大挑”，开始规定必须连考 3次不中才能参加挑选，以后规定必须连考6次，后来又改为4次。这样，落第举人至少要经过10余年才有被挑选的资格，但具备资格并不等于被选中，往往要候选若干次。选中后也不能立即赴任，还要在吏部挂号排队，等待分配，届时到部抽签决定去向。这种分配方法叫做“诠选”。从清代中期开始，官员壅滞积压现象日益严重，诠选需待时日甚长，举人候选常常多达二、三十年，累计起来，一个考不上进士的举人，要经过三、四十年才能当上州学学正或者县学教谕。

“五贡”诠选也是教职的一项重要来源。生员当了贡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但官职不高，大多数当训导。生员出贡本身就需长久时间，据估算，生员食饩（当了廪生后，国家每年给一定的粮食或银两，称为食饩）30年，方得依次出贡（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屡应乡试皆落第，72岁始成岁贡生），再加上长期“诠选”，当训导已是花甲乃至古稀之年。

由此可见，教官一职，无论是举人大挑担任，还是五贡诠选补授，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年龄太大。这些人在年富力强时无事可干，把时间浪费在论资排辈的升转和无日无月的候选上，及至得官已年老体衰。当时有人对这个问题加以概括说，教职一官由举、贡候选居多，廪生候贡，举人候选，大抵30余年，少亦20余年，精力多半就衰，实能奋励任职，兴起士习者甚少。事实是，乾隆初年教职多系衰老庸劣之辈，不但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齐民，并其课士之职亦不克举。乾隆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教官大都不能振作。至咸丰时，教官中果能受业解惑，以师道自任者，已不多见。(见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