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和占主流地位的依附论理论，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仍然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可以规定为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流派。如“根据他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国经济发展或欠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评价，可以区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依据他们对摆脱贫困和欠发展而实现真正发展的途径的不同设想，可以区别为激进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本文着重从一种基本理论价值倾向上进行分析，认为依附论主要包括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等。
1．激进主义依附论
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兰克（GunderFrank）、阿明（SamirAmin）等。弗兰克最重要的理论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他认为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的中心——农村的结构，而“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脱钩论”。
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来看，激进主义依附论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简而言之，即处于外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贫困的总根源，要么在于一种从殖民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这样一种整体的结构的作用。其实，弗兰克、阿明等学者强调外因和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应该说这也是不发达之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单维度简单化从外部环境来寻找理由不免过于单薄，而他们所主张的通过一种激进的途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设想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又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多斯桑托斯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
2．改良主义依附论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社会学家卡尔多索（F.H.Cardoso），从理论倾向来看，他既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派的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因素，但同时，对于弗兰克的外因论他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一种实践上的经验促成了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东亚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尔多索根据这些新的现实将发展和依附联系起来，“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显然，这是对于东亚模式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的一种理论上的折射。
3．正统主流依附理论
多斯桑托斯（DosSantos）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论而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他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关于依附的定义。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究的着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所定义的新依附论是，20世纪5、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进一步又对依附的三种形态进行了论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对20世纪6、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论强调附属国与统治国关系的不能改变性，而且，由于附属国受国际和国内依附结构的影响，附属国就会走向更加不发达的地步，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多斯桑托斯的论述虽然在现世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主流的依附论及其对现实的一些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