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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对中国的借鉴

供给侧对中国的借鉴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