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angban qiye
中国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完全由私人出资创办、雇佣工人、使用机器生产的中小型企业。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航运业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到60年代中期，上海已出现机器修配工场。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就是在1866年（同治五年）后雇佣工人、学徒，添置简单车床，从修配作坊逐步发展成为能自造小车床的一家商办企业。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在上海还有建昌铜铁机器厂等十余家工厂，都是设备简单，规模狭小，资本仅在五百元左右的商办企业。9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初，广州的机器修船工厂已能生产多种样式和大小不同的轮船。
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中，机器缫丝业发展比较迅速。1873年，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是机器缫丝业中商办企业的第一家。其后数年间，在广州、顺德、南海等地区，中小型机器缫丝厂增加到十余家，拥有缫车约二千四百余部。1881年（光绪七年），上海地区公和永缫丝厂的设立，成为华东地区第一家华商经营的丝厂。此后，又陆续开设了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及源昌等数家。这些丝厂处在上海这一生丝出口中心，而且还有江浙地区作为可靠的原料基地，尽管由于外国在沪缫丝厂的压迫和竞争，民族资本缫丝业发展十分艰难，但从1896～1898三年中，全国仍新设机器缫丝厂二十九家，共有资本三百多万元。其中设立在沪、杭和苏州的八家丝厂，拥有资本二百七十万元，平均每家近三十四万元。它们有力量置备新型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水平，与外国在华丝厂相抗争。因此，甲午战争以后，江南缫丝业跻居全国缫丝业的中心。
在商办企业中，棉纺织业愈到后期愈显现出它的重要地位。甲午战争之前，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握有清政府给予的专利特权，在棉纺织业中限制了同类企业的兴起。当时在上海的华新(1891)、裕源(1894)、裕晋（1895）和大纯(1895)四家，实际上是全由商人和退职官僚出资经营的半独立性的企业，不得不在名义上附属于机器织布局。甲午战争以后，棉纺织业中“专利特权”的限制被冲破，而棉纺织业的利润十分优厚，使民族棉纺织业得以发展。1896年以后的三年中，苏、沪、杭地区在原有各纺织厂外，新建的民族资本纺织厂有苏州的苏纶(1897)、上海的裕通(1898)、南通的大生(1899)等。进入20世纪，随着抵制外货运动的开展，出现了新的设厂高峰。从1905到1910年，六年中分布在苏、浙、豫和上海等地区的新建民族资本纺织厂又增加了八家。终清之世，民族棉纺织业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在食品工业和其他轻工业部门也都有所尝试。1878年在天津设立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是中国食品工业中最先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办企业。1904～1908年，北京、天津、汉口、江苏、吉林、上海等地，共开设二十一家新面粉厂。在火柴、造纸、玻璃等部门这时也都有私人资本进行试探性的创业活动。进入20世纪以后，卷烟业也有长足的发展。1905～1906年间兴建了十六家商办卷烟厂。其中居中国烟草工业重要地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便是在1906年兴建的。水电、皂、烛及机器砖瓦业等，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民族资本经营的矿山主要是煤矿的开发。甲午战争以前，称为商办矿山的只有1879年开始经营的湖北荆门煤矿，但成效不显著，到1882年便以资本不继而停办。甲午战争以后，开设了二十五家商办煤矿。规模较大的有萍乡煤矿，它筹建于1897年，是由官督商办企业改为商办企业的。此外还有在路矿斗争中收回自办的煤矿企业，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厅矿区等。
民族资本的新式航运业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发展，其中经营成效显著的有1903年成立于南通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08年在沪甬之间通航的宁绍商轮公司，以及在南北洋线上行驶的政记公司（1905）、肇兴轮船公司(1910)等。而商办铁路的情况则反映在1903～1910年收回路矿权运动中，在全国许多省份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分别招集到数量不等的股金，其中成绩较著的有浙江、川汉、粤汉各铁路公司。到1911年，总共修建了五百公里左右的商办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