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倾向，这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并有大量的论著问世。“两个范式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现实状况是，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问题，“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水平的教员比较缺乏……，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仍然比较严重”。
在实际学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脱离实际，意识形态的意味太重等成为大家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由，上述这些看法与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这些表面的判断成为远离、甚至厌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由实际上意味着对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关于抽象和具体、实证与规范等基本范畴的理解过于粗浅。在“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这两个隐喻的分析部分已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待这两个范畴的科学态度。其实关于这两者的争论背后隐藏的是对关于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更为一般的关注。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不仅使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长期处于“学术与政治”的现实语境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时充当错误政治和政策的辩护工具，这些都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的话语方式下的确导致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受忽视和攻击的主要原因。因为摆脱意识形态的统摄而独立就是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被多数学者视为方法论前提。“许多社会科学家坚信：有效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和理论建设，免除意识形态和哲学争执的干扰。……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进程就是由自然科学的模式如此引导的”。其实，合理的评价的积极参与，从根本上说来，是认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正是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之一。其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学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识形态的掩饰”。……他们心目中的终结，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全球的占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
D·麦克雷指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广为人知的这类词语包括‘稳定的民主’、‘发展’、‘人均福利费用’、‘实际国民收入’、‘社会流动’……这些词各有其社会价值评判的涵义。不过，我们可以小心地讲出它们来，就像它们没有那种涵义似的”。其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这个难题出路不在于“告别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做出正确的理解。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一般地讲，经济学家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专业能力……在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运行的”。凯恩斯也曾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意识形态是系统地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例如，伦敦大学奇克教授说：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定阶级意识、价值观念系统的集中表现，它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碍人们达到客观的科学认识，有的则需要和有利于客观的科学认识。J·C·豪尔绍尼认为“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
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困惑。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马克思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学者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的反应，能更好的回答这种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随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和解说某些政策，已经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去了“过多的侮辱”。
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但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理论研究的批判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只赞成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不赞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论，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在讲授和学习马克思经济学时完全无需回避它的意识形态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直面这一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新的经济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从整体的联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造性发展是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