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缺失
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个重要内容在于他对自然概念的独特理解。他首先列举了《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自然”一词的概念，根据他的考证，自然（nature）来源于拉丁文“nasci”，本义为“出生”的意思。认为亚里士多德首次将自然的含义由“本质”、“基质”扩展为过程的规律、趋势。接着，他指出自然概念的第三种用法是“种类”以及“物质世界的整体”，并认为这种用法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中。资本主义启蒙思想认为“自然”是一种事物的集合体，是一种可以随意拆分的商品，“自然”常常被理解为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被理解为“事物的堆积”，在这种工具主义思路的支配下，自然仅仅被视为某种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东西。关于自然概念的第四种含义是“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这种自然概念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出现并流行于19世纪，我们可视之为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理解的理论反驳。奥康纳并不满足以上对自然的诸种理解，他认为应该把自然概念的变革与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客观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转变放在一起考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奥康纳是想从自然生态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并试图导引出某种批判的革命张力。他认为自然概念应具有“条件”和“环境”的含义，且应被理解为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必需之物，“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
其实，自然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一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二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奥康纳认为，对这两个特征的忽视或否定，导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地位的缺失。奥康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由于缺少“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观念，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只把自然当作生产、生活随意掘取的资源和驯化的对象。他所谓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是说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具有无条件的至上性。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成功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却“边缘化”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正因为这一点，奥康纳在将马克思定位于”前人类学”的话语言说，并未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自然”观念，就无法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矛盾依照政治、经济、社会一文化、生态的逻辑线索展开。从历史书写的演进逻辑来看，现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逻辑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缺乏自主运作性和终极目的性从而缺乏应有的社会结构地位的自然观。到了2O世纪晚期，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一文化必然性的框架内，出现自然资本化，或者说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然，由此也开始了与这种自然所展开的斗争。“以环境的历史为书写内容是最新也许是最后的一种历史书写类型”。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首先就要遵守自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制约性。
（二）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
奥康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供对其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说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正确理解的‘自然’以及在这一理解基础上的‘文化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以期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理论前提。奥康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认作是一种“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这一点事实上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以协作为介入点的。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之所以被忽视或弱化，是因为源自协作未被全面理解（例如：协作所应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统中的“协作”内涵）而被单方面处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理论倾向，在这种观点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即“技术决定论”；而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角度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即“权力关系决定论”（此观点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奥康纳则认为协作应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即由技术、权力关系、文化和自然“四因素”决定，进而将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生产关系内的变化引起协作关系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自然系统的协作内涵没有应有的地位，因此也没有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他认为，要修正、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之中，以此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批评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轻自然重技术的“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认为马克思带着技术决定论的偏见将协作模式归因于技术的作法是不对的，并认为任何一种协作模式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奥康纳夸大了协助模式的生产关系性质，并将之视为与技术同等重要的因素。
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前人类学的”的性质，指出马克思“对化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生物学的兴趣”。而他则要在这一理论中掺进自然的内容。为此，他提出两对新概念：“自然的生产力”“自然的生产关系”和“文化的生产力”“文化的生产关系"。他认为，“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同“文化的生产力”和“文化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同样的作用，因此，这两对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应具有同样的地位。“自然的生产力”，指的是自然系统或自然过程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的合作者”。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涵应向内向外得到扩展，即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向内延伸到生物学维度。自然系统的自主性运作使它成为“自主性的生产力”，任何生产都必须受到自然条件的规定和制约。“‘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生产关系总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之上。我们知道，马克思始终将自然和历史视为一个辩证统一体，认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青年卢卡奇却开了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先河，他及其后继者们都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对历史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即似乎马克思主义无自然理论。而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自然的概念在内，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两者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无自然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自然。另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不必延伸到生物学领域，不能因为它没有涉及具体的生态学理论，就认为它是不全面的。在奥康纳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表现在，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或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是指它除了包括总体上的活劳动力外，还包含着受到文化实践活动影响的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是指，生产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其他的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主观的，因为它所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具有文化的意蕴，它建构的特定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也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
奥康纳强调自然，是为了说明自然应该和文化一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给予应有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概念。文化的生产力就是生产力中的文化内容和生产力存在及其作用的文化方式。文化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文化内容及其存在和作用的文化方式。奥康纳将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表述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因此，他说，“由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断言，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视域中作为建构者的地位已经丧失。在他看来，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模式的劳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一定劳动者群体的文化结果，如果对文化的主导模式、法律体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不甚了解，就根本不能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协作）的具体形式，连对生产关系本身也难以获得真切理解。根据上述理论，奥康纳认为，既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形态及其运动，那么，“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自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揭示，充分表明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互动性。
（三）社会劳动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社会劳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题。奥康纳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交互作用，社会劳动则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起着调节作用。他认为社会劳动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物质性的临界面”，基于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上述缺陷的理解，他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他认为，无论如何，“劳动”范畴应该仍然保持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奥康纳的“劳动”范畴既不是指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是仅仅指劳动者从事的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广泛的“社会劳动”。
社会劳动在一系列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征。首先，社会劳动具有“自然的特征”。即社会劳动建立在自然系统基础之上，同时，自然系统对劳动具有调节作用，人类的劳动不能无视自然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其次，社会劳动具有“文化的特征”。即人类的劳动不仅仅是纯客观物质生产和按照价值规律交换的过程，实际上它是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的。劳动产品在生产之前和在出售之时，当然也包括在消费之时，总是被文化中介了的，文化赋予物质产品以意义。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离开文化，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的文化特征和自然特征同时表明，社会是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的多元交互作用系统。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核心。
以此劳动观为基础，奥康纳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第一步，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奥康纳所讲的协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作和人与人的协作。协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而是双方对等、彼此尊重独立性、自主性的合作。以此协作模式来理解劳动关系，并考察协作、劳动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关系，将会得出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结论。第二步，“建构一种能够阐释文化与自然界对所有者和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影响或起促进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这种力量正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因素联合起来并对之施加强制作甩的力量。”他相信，新的社会劳动观将会重写历史，重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体系。在这种修正或重构中，“社会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的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对社会劳动范畴进行了质疑并使之丰富。”其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是全新的自然观、文化观和劳动观，围绕自然、文化和劳动的关系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建构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四）资本主义和自然：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何以可能
奥康纳指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问题的重要理论家，但他们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没能准确地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是生态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生态经济学家’，但他们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他们由此出发的理论前提是：自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都集中研究交换价值、抽象劳动、资本利润和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忽视了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和资本的生产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性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义。其结果，这些理论只能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描述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即生产与生产条件的关系上，说明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生产条件的破坏，而生产条件的破坏又如何反过来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危机，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内在必然性。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缺失处出发，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关系的研究，强调使用价值、具体劳动、需求、资本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意义，说明资本主义如何造成了环境、经济和政治的生态危机，并以此揭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上的本质区别。奥康纳依据这一思路，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主义与自然，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及其引起的政治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奥康纳指出，尽管马克思对“生产条件”三种不同类型进行界定，即“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但是他没能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基础设施的供应条件的论述是很少见的，至于对空间、都市及其他一些问题的阐述，则根本没有”。并且指出造成这一理论空场是有历史原因的，即他没有对生产条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生产条件不仅指生产力，而且也包括生产关系。奥康纳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场出发，阐明生产条件在市民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其次，奥康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整合进更高社会形式的基本观点，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出发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不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危机所致的把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重新整合到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形式中。他指出，马克思对围绕生产条件的供应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对资本的成本、花费及灵活性的影响问题谈的很少，“对生产条件的物质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展开理论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始终没有作出阐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第三，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而且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依赖危机而存在。资本往往通过调整自身来解决危机，对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协作形式为前提，危机在本质上就创造出了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条件不是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积累损害或破坏了资本本身的条件，并威胁到自身利润的获得及生产和积累更多的资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把信用的结构解读为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把其解读为资本的生产不足的结果。奥康纳指出，“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条件建立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要实现一种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须整合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生产不足的危机，完成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重构。
第四，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生态问题是与新技术、生产及需求的快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一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脱离自然，资本主义独特的时空统一体把生产从原来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中脱离出来。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中是一种胜利，但在生态领域中无疑是一种灾难。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回答。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指“生态可持续性”，因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积累和危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资本主义不可能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之一。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但“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中”。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性质来源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因此，资本必然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是矛盾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面临的矛盾日益拓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对抗性质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态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El益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总而言之，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也是资本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危机不仅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求层面，而且也来源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层面”。奥康纳认为，与生态发展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持续发展。
（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一生态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绿色运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绿色运动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是因为其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在他看来，一方面，生态危机是一个“阶级问题”。因为，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有生态运动，但是两类国家的环境运动有不同的模式。北部国家是剥削阶级和消费阶级的化身，南部国家则是被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化身。
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生产条件，包括劳动力、经济基础以及自然界，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威胁，不但是利润积累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存性问题。环境保护运动致力于追求环境和生产条件上的社会正义。因此，环保运动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虽然他在理论上充满信心，也看到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性质，但还是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充满失望的。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被资本所消解。
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满足需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某种定性的理论批判，但却进行一种定量的政治实践。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的生态可持续性只是理论上的，无论前苏联还是现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以真正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因此，取代现行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与生态学结合的社会主义，即生态学社会主义。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一一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整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他希望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建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身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
其次，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将构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缺少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一种在动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奥康纳明确指出，“坦率地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危害性小得多。”“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
总体来看，奥康纳通过探讨“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缺失，剖析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所谓”理论空场”。他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重新认识与重视。他的理论与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莱易斯和阿格尔）有明显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他并不是轻易地否定马克思的任何理论，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性，并用生态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建。需要指出的是，奥康纳从不盲从生态学的观点，并始终与环保主义者保持距离。尽管从总体上看奥康纳陷入了一种理论上的折中主义和多元决定论，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综合也是不成功的，但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至少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