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量对政府支出的反应是宏观经济学和政府政策争议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政府支出被分为消费、投资、转移支付和利息支出等类别，经济总量对政府支出的变化依赖于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政府支出是否是对私人消费的替代。有研究者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小小的替代，有学者利用英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也有人认为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一些互补性，还有学者认为关系不确定。
Fioroto和Kollintzas（2004）研究了12个欧洲国家“二战”后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1970年代以来，欧洲的政府总支出不仅增加了，而且在构成上也发生了变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像稳定经济的政策所揭示的那样围绕某一个常量上下波动，而是稳步上升。从经济分类来看，固定投资支出仍然是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一部分，但各国都显著下降，1970年后，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政府支出，转移支付的最主要部分是社会保险。从职能分类来看，传统支出是与提供诸如国防、公共秩序、司法等公共物品相适应的，到福利国家时期则主要是由教育和保健服务等有益品以及包括社会保障和让有资格接受现金的人（如残疾人、受伤者、病人、失业者和享受住房福利者）受益的“收入维持项目”。
因此，他们将政府支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共物品，包括国防和公共秩序、司法等；第二类是有益品，包括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健康、教育和其他服务。研究结果显示，公共物品和私人消费存在替代关系，有益品与私人消费存在互补关系，且后者之间的关系更明显。由于这些欧洲国家的有益品消费约占政府支出的2/3，这说明整体上看，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是互补的。如果有益品占政府支出的份额下降，就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早期的研究认为私人总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替代性。
Fioroto和Kollintzas对这一结论作出了如下解释。首先，由于有益品的效率相对较低，有益品可能提高了互补的私人物品的消费。比如，如果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高，进入公立学校可能需要雇用私人教师。有益品的互补特征可能是由于服务的低效率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提供服务的政府的繁文缛节（官僚作风、等候的时间损失、资格要求等）造成的。其次，由于提高了其他物品的需求，有益品可能会刺激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比如，进入公立学校使人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会影响人们对书本、报纸和杂志的需求。而且，由于教育提高了收入，使人们有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私人支出。但对教育来说，这些互补的需求应该滞后较长的一段时间，而对保健和私人非保健支出来说却不会滞后，因为健康的人们会有更多的旅游，去饭店、剧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也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