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ei‘erxiao
[外文]：Rudolf (Ludwig carl) Virchow (1821～1902)
德国医学家、政治家、人类学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现代医学科学在发展初期的主要代言人。1821年10月13日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东郊(今波兰西北部)的希费尔拜因。1902年9月5日卒于柏林。自幼爱好自然科学。1839年入柏林腓特烈－威廉学院学医。曾师从J.P.弥勒和J.L.舍恩莱因，在研究方法上受其影响。1843年毕业后进柏林慈爱医院从事病理学研究。1845年在两次演讲中指出，医学进展主要有三途：临床观察（包括化验）、动物实验（以探求病因或药效）、病理解剖（特别是显微解剖）。两次演讲在医界引起很大反响。1846年他开始教学，是年被派赴布拉格、维也纳等地考察病理学工作，归后大力抨击K.罗基坦斯基仍固守已过时的体液学说。1847年与友人共创《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医学杂志》。1848年初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省流行斑疹伤寒，他参与调查，目睹当地贫困落后面貌，断定社会经济情况实为病因，遂提出相应改革建议。此时正值柏林爆发革命，归后8日即参加巷战，随后成为柏林民主议会成员并编辑周刊《医学改革》。不久革命受挫，1849年11月他赴维尔茨堡大学担任新设的病理解剖教席。以后的7年中专心从事研究和教育。出版了6卷本《特殊病理学及治疗学手册》，其中第一册大部为他所写。他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E.克雷伯，E.海克尔、A.库斯毛尔等。1856年返柏林任教并主持新建的病理研究所，在这里又培养许多国内外学者，包括E.F.I.霍普－赛勒，J.F.科恩海姆等。1858年他连续发表20篇演讲，系统介绍他在维尔茨堡时便着手研究的细胞病理学。同年演讲集《细胞病理学》出版。本书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其中包括关于细胞学说的著名论述，成为在当时宣扬生物医学新思维的划时代著作。1853年发表的论肿瘤的专著《异常肿物》，可视为细胞病理学在具体领域中的发展。
他二返柏林后，再次参与政治活动，学术兴趣也逐渐由病理学转向人类学。1859年进入柏林市政会，1861年被选为普鲁士下院议员，代表与其友人共建的德国进步党。参政期间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如柏林市上下水道工程、学校卫生、肉类检查、医院建设等。他早在维尔茨堡时就开始研究颅骨发育及克汀病儿颅骨。1870年后他积极参与建立德国人类学会和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及史前研究学会。曾在全国在校儿童中进行种族调查，在波美拉尼亚组织考古挖掘，并参与赴小亚细亚、埃及及高加索等地的考古调查。
晚年备受各界尊重。1901年80寿辰时，柏林曾举行火把游行祝贺。但次年因交通事故伤及腿骨，卧床数月后死于心功能不全。
直至18世纪中叶医学思维仍主要依靠比附臆测，医家还用由希腊时代流传下来的体液学说来解释疾病和指导治疗。18世纪下叶，G.B.莫尔加尼对照临床表现与尸检结果，把疾病联系到器官病变。18世纪末， M.-F.-X.比沙指出，人体是由多种组织构成，在病变器官只有部分组织受到影响。菲尔肖则进一步把疾病归结到细胞上。而且他强调动态发展观点，在《细胞病理学》一书中由发炎、癌变、变性、营养、肥大等病理过程出发来立论。这样就把医学引向科学。不过他依靠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形态学观察。他的细胞病理学在描述癌变发展上很成功，但作为解释疾病的一般学说则很不够。19世纪下叶细菌学在不断发展，他却一直持怀疑态度。1877年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克雷伯指出细胞病理学“没有说明病因”，“……完全忽视了外界致病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他宣扬的细胞学说亦非他的创见，1852年，R.雷马克便已指出：“一切细胞，无论正常的还是病理的，毫无例外均来自已有的细胞”。不过，他以其雄辩和威望，使生物医学新思潮得以征服当时学术界，而19世纪下叶德国逐渐成为世界医学中心，这与他的作用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