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是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传统学科。它的发生与发展，除取决于实践参验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宝命全形以贵生的系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等关系至为密切。中医理论的探索方法与解释依据的独特性，也蕴蓄了她的特色，逐渐形成一批原创性的医学发现和医学发明，如藏象、经络、针灸、气功等理论和医疗技术，并不断比益增附，直到现在还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中医学是一条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是历史的延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中医学在历史上为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许多国家中亦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医疗活动就随之而产生。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不同，因此引发出多种形式的医疗活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写道：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出。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疗方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经验汇集。中华民族所聚集生长的地理空间跨度广大，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亦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古代除以农业社会文化为主外，尚有草原游牧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河海渔业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医疗技术，运用不同的药物资源，导致中医学的民族和地区差异性，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这是中医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样化理论学说的原因。就其学术层面而言，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乃至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也是铸就传统医学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远在百万年前已有人类生存，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须同疾病和伤痛进行斗争，从而产生了医疗救助实践。火的使用，使人类得以熟食，驱寒保暖，同时有一定的防湿作用，也使灸治以及其他借助温热作用的治疗得以施行。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就用砭石作为治疗工具。现存古书《山海经》中有“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的记载，箴石就是砭石。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中国第一枚新石器时代的砭石，之后又在各地出土了多枚砭石以及用于医疗的骨针、竹针，以及铜器和铁器时代的铜针、铁针、金针、银针，说明针灸技术发展到现在使用钢针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说明药物的发现，是与原始人的植物采集及其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酿酒就开始了，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专门的酒器，在殷商文化中则发现更多的酒器。酒的一大用途就是用以治病。《汉书》以酒为“百药之长”。上述事实都表明，中医源自于先民生存和生产劳动的需要，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生产、生活的需要决定和孕育了中医学的发生与发展。
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著名医家，出现了许多名著和重要学派。3 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医学已经分科，《周礼·天官》把医学分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四科；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客观的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王室已建立了一整套医务人员分级和医事考核制度，《周礼·天官》记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府(药工)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春秋战国时代，涌现许多著名医家，如医和、医缓、长桑君、扁鹊、文挚等。《内经》等经典著作面世，是中医学理论的第一次总结。秦汉时代，已经使用木制涂漆的人体模型展示人体经络，这是世界最早的医学模型。临床医学方面，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外感热病以及其他多种杂病的辨证施治方法，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外科学也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已经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酒服“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其中的胃肠吻合术是华佗所擅长的。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初的名医淳于意(又称仓公)曾创造性地将所诊患者的姓名、里籍、职业、病状、诊断及方药一一记载，谓之“诊籍”，是现知最早的临床病案，其中包括治疗失败的记录和死亡病例。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在前代著作《内经》、《难经》“独取寸口”诊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使之规范化，并归纳了二十四种脉象，提出脉、证、治并重的理论。这一时期医学各科和专科化已渐趋成熟。针灸专著有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炼丹和方书的代表著作有西晋葛洪的《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制药方面有南北朝(一说唐代)雷的《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南北朝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病因病理专著有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儿科专著有隋唐之间的《颅囟经》，唐代苏敬等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唐代还有孟诜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蔺道人的伤科专著《理伤续断秘方》、昝殷的产科专著《经效产宝》等。此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综合性医书。从晋代开始，已经出现由国家主管的医学教育，南北朝的刘宋时代曾有政府设立的医科学校。隋代正式设立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医学教育机构。宋金元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医学和医学教育的重视，宋政府创设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出版了一批重要医籍，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宋代除有皇家的御药院外，还设立官办药局太医局卖药所与和剂局等，推广以成药为主的“局方”。宋代由太医局负责医学教育，各府、州、县设立相应的医科学校；太医局初设九科，后扩为十三科。在针灸教学法方面也有了重大改革，北宋时王惟一于天圣四年(1026)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又主持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在针灸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唐朝曾把一些寺庙辟作疠人坊，对麻风病人进行隔离治疗，这相当于现代的传染病院。宋代已经有各种类型的医院、疗养院，有专供宫廷中患者疗养的保寿粹和馆，供四方宾旅患者疗养的养济院，收容治疗贫困患者的安济坊等。元代还有称为回回药物院的阿拉伯式医院。明代中叶的隆庆二年(1568)之前，北京已经有医学家创立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新安医学家徐春圃创立，有明确的会款、会规，除开展学术交流外还曾组织编撰百卷的《古今医统大全》。中医学最早的学术期刊《吴医汇讲》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创刊，由江苏温病学家唐大烈主编。该刊发行近10年，每年一卷，有理论、专题、验方、考据、书评等栏目。这些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促进了中医的学术交流，表明中医这门学科在古代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
在中医学的创新和继承中，学派蜂起，竞相争鸣，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中医学按主旨和发生曾有“三世医学”，即先后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黄帝针经》、《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三个派别。汉代，针灸和切脉合而为一家称为医经学派，重用药物和方剂者发展为经方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医经学派后来仅存《内经》一书，后世围绕此书的诠释发挥形成重视理论的一派。经方学派旨在对经验方的整理和运用，在魏晋隋唐乃至宋代以后，各朝代都有大量的方书传世。对《伤寒论》的研究，自宋代起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伤寒学术研究的医学家，他们传承发挥而成为伤寒学派。金元时代的一些医学家们，敢于突破经典的定论围绕个人的专长阐发理论，并自立门户，其中著名的有“金元四大家”，刘河间创主火论，张子和重攻邪，李东垣重补脾，朱丹溪倡滋阴。金元四大家等因地域和师承又可分为两大派。刘河间及其继承者张从正、朱丹溪等人，因刘河间系河北河间人，故其学派后世称为河间学派。李东垣师从河北易水人张元素，又有张元素门人王好古、李东垣弟子罗天益等人，皆重视脏腑用药和补益脾胃，这一派人因其发源地而被称为易水学派。明至清代，温病的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其中一批影响较大的医学家，如著《温热论》的叶天士、著《温病条辨》的吴鞠通、著《温热经纬》的王士雄等，被称为温病学派。从明代开始，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传统医学和传入的西方医学，在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中，产生了中西医汇通学派，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学家，如唐容川、恽铁樵、张锡纯、张山雷等人。他们主张“中西医汇通”和“衷中参西”等，该派兴学校，创办医学刊物，传播中西医学思想，曾领风骚数十年，并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历史上各中医学派，总是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发展起来的，各学派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各派中又有不同的支派。例如对于《伤寒论》原创问题的研究方面，有错简重订派和维护旧论派；河间学派在新安江流域又演为新安学派；易水学派中有由“温补四家”的薛己、赵养葵、李中梓、张景岳等人组成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中又有吴又可、戴天章、余师愚等人的瘟疫派，叶天士、吴鞠通的温热派和薛雪、王孟英的湿热派等。各学派间经常争鸣，如伤寒与温病学说之争，河间与易水学派之争，丹溪之学与“局方”之争等，促进了学术的进展、学派发展，由学派发展为新学科，新学科奠定以后又不断勃发出新的学派。如此学派和学科的相互演进，形成了中医学体系继往开来的发展过程。
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中医学以维护人体健康长寿、预防疾病、调节心身为研究对象。医者即是“治病之工”，“上工治未病”，同时还要指导调养心性，宝命全形。正如汉代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由此目标而确立的医学行为即是“医乃仁术”。中国历代医生非常重视医德修养，中医医德要求医生济世施术、恒德慎医和谦虚善学等，古代医家多以德艺双馨而立身。从战国时扁鹊行医的“随俗为变”，汉代苏耽的橘井济民，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数千年来延绵承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良好的医德传统。
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医学体系。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对人体、自然、心理等进行长期思索和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内在特质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这是与西医学的本质区别。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有机论人体观中医学的有机论人体观是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特点是着重事物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动态性和自发性等，研究事物内部和事物间的协调和协同，认为天地和人等自然界万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有机论人体观包括整体观、恒动观和阴阳稳态观等。
（1）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和自然环境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医学称之为“人与天地相应”或“人与天地相参”。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相应观”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其中有统一性、完整性、联系性和系统性的蕴义。人体的整体观指人体的形体结构是统一的整体，其脏腑、肢体乃至五官九窍间密切联系，互相协调，共同组成了有机的整体。就其基本物质而言，精、气、血、津液构成脏腑器官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并运行于全身。就其机能活动而言，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是统一的，中医学称之为神形合一。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指人体健康和疾病，与天文(太阳、月亮和星体)、地理(地势、干湿)、季节、气象乃至社会环境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人体的各种结构互相联系，并有不同的层次，构成一个系统的人体。
（2）恒动观，以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审视生命、健康和疾病等生命现象和医学问题。《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也是生命的根本规律。从阴阳理论中阴阳间的对立、转化、资生、制约关系，五行理论中木、火、土、金、水之间的相生、相克，到脏腑气机理论中的升、降、出、入关系，都贯穿着恒动观念，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以《周易》、《老子》为先源的中国传统哲学，对“易”和“变”的恒动，有精辟的论述，并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3）人体健康与疾病的正常和失常的阴阳稳态观认为，人与自然界都以气为本，气的一分为二即阴阳，阴阳二气的运动形成世界万物，阴平阳秘的稳态是为健康，否则是病态，即“一阴一阳是为道，偏阴偏阳谓之疾”。有机论人体观还重视人体时间结构。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中，时间和历史观念强于空间观念。人体的生命过程是由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组成的，时间结构由生命活动过程、节律和周期等组成；空间结构指的是形体、器官、骨骼、肌肉等。中医学在对人体生命研究中，有一定的解剖生理知识以体现对空间结构的了解，并成为发展医学的基础，但对人体时间结构的研究则至为深入，并提出了关于阴阳终始、四时气化、脏气法时、病遇节发等有关理论，同时还提出了“因天时而调血气”等一系列养生和治疗原则。
理论的独创性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有很多与西医学相同或相近的知识，这表明人类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有共同的智慧。但是，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创造出针灸、中药、方剂以及气功等医疗保健方法，有独特的医学发现，如发现了人体经络现象、人体器官的功能和自然节律相应的脏气法时现象、人体的整体结构完整地表现在局部的生命全息现象，以及对诸多证的认识，如阴虚证、阳虚证、气滞证、血瘀证等和各种舌象、脉象的诊断意义等。又因研究对象、视角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医学创立了很多异于西医学的理论和学说，包括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等。除中药和方剂的运用外，尚有以针灸疗法为代表的多种医疗手段和技术，是翘卓于世的医学发明。这些理论创造和医学发明，构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直至目前仍实践于临床，并远传国外。
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大方面，即分析、辨别疾病的证候而确立治疗原则和方法。在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方法中，其辨证逻辑远较形式逻辑发达，临床医生由于重视对具体病情的分析而发展了辨证。另一方面由于恒动观念和对人体时间结构的重视，中医临床既有“病”的概念，又更重视“证”，因为“证”是某一阶段的病理功能状态。对“证”的重视，进而发展了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从证和病着眼，既包含对病的分析，又强调因时而异的证的特征；既重视疾病的“本”，又考虑病证的“标”；因于整体观念，在诊治疾病分析病证时，还要考虑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处方用药，即“三因制宜”。把理、法、方、药融汇运用，有时在深入把握辨证的前提下，论治时又可以“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辨证论治的灵活运用，堪为一门艺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在医学中的独特运用。
中医学包括基础理论、临床诊治、预防养生三大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了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基础理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是临床医疗和保健防病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人们通过对矛盾现象的观察，逐步把矛盾概念上升为阴阳范畴，并用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医学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见阴阳)
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学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见五行)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和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指木运、火运、土运、金运和水运等五个运季的气候循环。六气则指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根据天文历法参数推算年度气候变化和疾病发生规律。对于运气学说，历代医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肯定运气学说提出的规律和推演格局，也有人持否定态度。(见运气学说)
藏象学说，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包括心包时称六脏)、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五脏属阴，主要功能是藏精气；六腑属阳，以消化、腐熟水谷，传导排泄糟粕为主要功能。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的功能活动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藏象概念还包括体内精、神、气、血、津液等，这些既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脏腑功能正常，这些生命要素也就充足旺盛；若其因病而损伤，则脏腑的功能也会失常。(见藏象学说)
经络学说与藏象学说密切相关。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有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以及与之相连的络脉，分别联系不同脏腑，各具特殊的生理功能。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还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调整经络气血运行，以治疗脏腑躯体疾病。(见经络)
病因学说主要研究有关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治病首先要辨明病因，也只有明确病因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以及体内各脏腑间的功能协调。疾病的发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统一协调关系的失常，也就是正气和邪气交争过程的表现。正气是机体防御致病因素侵袭、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能力，邪气是可以造成疾病发生发展的致病因素。致病因素包括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和饮食劳倦等，它们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正邪相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决定疾病的发生发展和病程演变的基本机制。在临床上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是治疗疾病的重要原则。由于中医多是通过疾病的证候表现推断病因，故又有“审证求因”之说。(见病因)
临床诊治中医学的主要诊治原则是辨证论治，在辨证的基础上制定治疗方针，并进而选择具体的药物或非药物疗法。但辨证之前必须深入了解病情，这就要依靠诊法。
诊法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疾病的方法，简称“四诊”。为达到辨证准确，强调四诊合参，全面诊察，综合分析。问诊，意在了解症状、掌握病程、探寻病因，是掌握动态情况的主要途径。切诊中的脉诊则最具中医特色，有时对判断病情和指导治疗起决定性作用。(见诊法)
辨证是临床诊治的核心部分。通过四诊取得临床资料后就要认真分析判断，辨别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阶段、邪正盛衰以及发病机制变化。这样得出的综合性结论便是“证”，是进一步决定治疗方针和对策的主要依据。中医学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已总结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病因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其中有的具有普遍意义，有的主要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疾病。掌握这些方法进行正确辨证，才能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取得预期的疗效。(见辨证论治)
治则治法指治疗原则和在其指导下的具体治疗方法。治病求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法则，许多其他法则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根据对“证”的正确判断，对相同的疾病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不同疾病可以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这便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法则。而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原则来调整阴阳，扶正祛邪，是最常用的方法，称正治。中医学强调鉴别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分析病证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乃有“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法则。中医学还重视个体差异以及时令地域对疾病的影响，于是又有“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法则。(见治则)
在具体治法方面，中医学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是基本治法。八法不仅概括了药物方剂的主要功能，对针灸、推拿等非药物治疗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见八法)
药物以天然药(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部分)为主。各种药物中，以草药最多，所以古代药学著作都被称为“本草”。汉代时的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历代药物数量不断增加，据1997年出版的《中华本草》记载，现有中药达12 807种。中药的药物知识来自临床实践，具体应用的效果也要通过实践来验证。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长期用药实践已总结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等药物理论，用以指导临床用药。(见中药)
临床药物治疗的主要形式是方剂，就是根据君、臣、佐、使等配伍原则，将相关药物综合成方，用以加强药效便于临床应用。(见方剂)
针灸包括针和灸两部分。针主要是针刺人体经络腧穴，灸是以燃烧艾绒熏灼腧穴部位的皮肤或病患部位，目的都是治病保健。其作用主要是疏通经络脏腑气血运行，调和阴阳，扶正祛邪，消除疾病以达到恢复正常的功能状态。针灸治疗也遵循辨证论治法则，根据疾病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以及疾病的寒热、虚实、阴阳、气血等不同证候，选取穴位，以不同的补泻方法，或针或灸，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见针灸)
推拿又称按摩，是用特定的手法在人体的体表进行按压推摩，用以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整脏腑功能和滑利关节，从而消除疾病，保健强身。推拿的理论，也是以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为基础，常用推拿部位即经络腧穴。除医生根据病情操作外，常人也可以自我按摩作为保健养生之法。(见推拿)
预防养生中医学推崇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内经》早就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历代对疾病预防有很多措施和经验，包括锻炼体质、讲求卫生、预防免疫等内容。五禽戏、太极拳、针灸导引按摩以及人痘接种术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养生又称“摄生”，旨在通过自身的调摄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身心健康的目的。中医养生由整体观出发，讲求人体与环境的和谐与宝命全形，重视身心的交互影响，强调对时令地域的顺应，而且特别注意生活调理和体质锻炼，以扶助自身正气。养生的具体方法，大致包括养护精神、调节饮食、起居有常、劳逸结合、药物调养、针灸调理、气功按摩和医疗体育(如五禽戏、太极拳、武术)等内容。(见养生)
气功渊于古代“导引术”，是一种自我锻炼的方法，也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气功强调身心息并调，精气神并练，达到疏通经络、运行气血、平衡阴阳、调养元气的作用。(见气功)
中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不断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汉族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到西域各民族大量常用的药材。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域各民族那里学会种植诸如胡桃、葡萄等既是果蔬又是药物的植物。闻名世界的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汲取了亚洲等一些民族的医药经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的民族药物就更多了。各个国家医学在临床技术上、理论上也是相互渗透的，中医眼科的金针拨白内障是唐代僧人由印度传入的，经过吸收丰富以后，赓续创新，灿然丰富，延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眼科的一项绝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都对医学做出了贡献，如元代蒙古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蒙古族的医学杰作。正是民族间广泛的文化交流，使中国各民族医学具有了一定的共性。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近邻之中，中医学传入越南、朝鲜和日本，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经陆上丝绸之路，中医学在中世纪便已远传西亚和欧洲。阿维森纳的《医典》是当时西方医学的经典著作，其中便吸收了中国脉诊的内容。《本草纲目》在17世纪就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针灸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其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加以推广，并制定了统一规范的经穴标准。综上所述，中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其精深的理论、丰富的实践、对异域文化的择优吸收和不断的自我更新，使它永葆青春。在世界几大传统医学中，中医学至今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文化遗产，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后成立专司传统医学管理的政府机构，大力发展中医学。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就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医院、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建立。1978年，中医教育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实施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近年来在一些中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还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中医药学术著作和刊物大量出版。在对医史、古籍文献的发掘、整理方面，以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中医理论、中药和临床研究方面等，均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中医药科学研究，主要是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探索人体生命和疾病过程的规律，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一方面要对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整理，另一方面要在研究探索中获得创新和突破。目前，它已从古代散在的、自发的研究，发展为设有众多专门研究机构，集中大批科研人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科研体系。当代中医药科学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中医药学体系为对象，例如临床研究以探讨辨证论治规律为主，从理、法、方、药的不同层面或单独、或综合地进行；药物研究则着重于药性、功效、机理、炮制、配伍等。二是研究模式多元化，大致包括传统内容的挖掘和深化、中医现代化研究、中西医结合三种类型。三是采用多学科、多途径的方法，既用传统研究方法，也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临床观察方法、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动物模型及实验方法、细胞学方法、病理学方法、免疫学方法、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超微结构及影像学技术、文献学方法、逻辑学方法、数理统计学方法、电子计算机方法以及科学抽象和建立假说方法等。四是新兴的中医药学科相继萌生，如中医实验动物学、中医科研方法学、中医护理学、中医康复医学、中医急症学、中药药理学、中医文献学、中医心理学、中医脑病学以及中医药管理学等。
50年来，在医史文献、基础理论、临床、中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磨制石针，为确定砭石起源时代提供了有力证据；以后，又相继在河南郑州和新郑、山东日照、江苏徐州高皇庙等地出土6枚砭石，验证了《汉书·艺文志》等书中关于砭石的记载。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出土青铜针。骨针和竹针的发现也屡见不鲜。1978年河北满城汉墓还曾出土了九针。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早于《黄帝内经》的古医书——《脉法》、《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见马王堆汉墓医书)，这些都为中医理论的起源、经络学说的演变提供了新认识。在文献研究方面，40年来完成1万余种中医文献编目整理，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并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针灸大成》等名著进行校勘评注，大型医史专著《中国医学通史》的撰著也已经完成。在基础理论方面，藏象学说与“证”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重点，50年代以来从对肾阴虚、肾阳虚、脾气虚、心气虚、肺气虚、肝郁症、瘀血症等证发生机理和证候特征的研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实验资料。60年代开始了治则治法研究，在对活血化瘀、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扶正培本等的研究中，不仅通过实验阐明了机理，还把理论用于临床，扩大了治疗适应症。在经络研究方面，肯定了循经感传现象的存在，总结出了感传规律。1958年发现针刺麻醉，针刺用于抗休克、抗炎症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从神经和内分泌等方面探索针刺镇痛的原理，得到了有力的科学论证。在舌诊和脉诊研究方面，除进行机理探讨外，还研制了多种舌象仪、脉诊仪等，向定量化、客观化发展。辨证分型的方法较普遍地应用于临床。1991年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经穴部位》的国家标准，这一规范，使针灸学的学习、研究、临床使用有了依据。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99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国家标准。在临床治疗方面，中医药治疗急重症和难治病的能力不断提高，并总结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经验，如用中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心脑血管病、脉管炎、糖尿病、肝炎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根据“动静结合”的原则，运用手法复位和小夹板固定配合中药治疗某些骨折，使骨折愈合时间较单纯西医疗法缩短三分之一，全疗程缩短二分之一。运用“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以通里攻下方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和异位妊娠等，提高了非手术率，降低了复发率；并可以调整过度的炎症反应和异常免疫反应，治疗急腹症中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在中药和方剂研究方面，从药物资源调查到炮制、制剂、药理、药化等全面展开。1997年出版了载药12 807种的中药学巨著《中华本草》。在制剂方面，除丸、散、膏、丹、酒、露、茶等传统剂型外，新发展了胶囊剂、口服液剂、袋泡剂、气雾剂、注射剂、含服剂、药膜、滴丸、栓剂等40余种剂型。中药新药的开发研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1985年至1996年间，获得国家批准生产的中药新药近800种，如青蒿素、白血宁、醒脑静、消痔灵等，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药、针灸和气功现已远传海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益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
中医学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宝库，又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以其特质和活力不断发展的医学体系，它将继续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