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而形成的一门自然科学。它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受着哲学的影响和支配。中医最早的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它不仅仅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古代哲学巨著，它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中医学理论中的唯物论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中医学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唯物地论证了人类的生命起源、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以及疾病的成因和防治等医学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唯物地论证了人类生命的起源。人体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医学认为人体主要是由精气等物质构成，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灵枢本神篇》说：“两精相抟，谓之神”。张介宾《类经》解释说：“凡万物生成之道，莫不阴阳交而后神明见。故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媾父母之精，两精相抟，形神乃成”。父母之精，用现代生物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两性生殖细胞，由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新的个体。父母之精是怎样孕育成形神皆具的人体呢，《灵枢天年篇》说，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楯”。《类经》解释说：“譬之稼穑者，必得其地，乃施以种。……夫地者基也，种者楯也。”意思是说男女两性的精，就好比种子与土壤的关系一样，它们的结合即孕育着新的生命。此外，还论述了胚胎在母体内孕育发展的过程。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法》说：“妊娠一月始胎；二月始膏，三月始胞，四月形体成，五月能动，六月筋骨立，七月毛发生，八月脏腑具，九月谷气入胃，十月诸神备，日满即产矣”。南宋，宋慈《洗冤集录》也说：“怀胎一月如白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发生……”。这些记述说明中医学对人类生命的起源，包括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胚胎的形成和胎儿在母体内的发育过程，都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
唯物地阐述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进步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精神活动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神的产生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苟子指出：“形具而神生”，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人的形体。范缜《神灭论》也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都驳斥了超物质的灵魂存在。《灵枢平人绝谷篇》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天年篇》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李东垣《脾胃论》说：“气乃神之祖……气者，精神之根蒂也”。都指出了人的精神活动对精气血液等物质的依赖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李时珍《本草纲目辛夷》说：“脑为元神之府”。论证了精神活动和头脑的关系。人们的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并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再经过头脑加工的产物。《灵枢本神篇》说：“所以任物者渭之心”。说明神明之心(脑)是接受和反映外界事物的器官。关于智慧的产生以及思维活动的过程，在《灵枢、本神篇》里也有具体的论述。它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说明智慧的产生是有物质基础的，那就是“心”，而智慧的发生过程，其原始动因是客观外界存在的“物”。这是以物质为第一性而以思维为第二性的具体说明。
唯物地说明疾病的成因和发展。一切疾病的发生都是有致病因素的，中医学把各种致病因素统称之为“邪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和就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这是六淫致病说的先导。《内经》把致病因素分为阴阳两类。《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到了汉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中，根据致病因素侵入机体有三个途径而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这较之《内经》又有进步。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症方论》根据致病因素和发病途径提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临床上沿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上述可知中医学从来是从自然界本身、从人类机体本身去寻找病源的，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反对了鬼神致病等唯心主义的邪说。中医学认为疾病是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正邪斗争，引起了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脏腑气血的功能紊乱，破坏了机体内在环境的稳定和平衡，即阴阳失调而发病。所以，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邪气对人体的影响，这是外因；二是人体本身的功能紊乱，正气相对虚弱，这是内因，并且内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人体就不会生病，所以《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外邪时，邪气才能乘虚而入，侵犯人体，发生疾病，所以《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从正邪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认识疾病的本质和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应予重视。
唯物地认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我国古代医家在总结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中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所谓“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是说治疗疾病最好是治疗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亦即预防为主，后者则是对于疾病要能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防止其由小到大，由轻变重，由局部到全身，做到防微杜渐，使疾病在渐而未深，微而未甚的阶段，就能得到及时的制止，不致于波及蔓延到其他未病的器官。《灵枢九针十二原篇》还指出疾病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掌握了治疗的技术，也是可以治好的，它说：“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对疾病持不可知论和“不治之症”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中医学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中医学不仅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共同的物质根源，而且还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中医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唯物主义观点，还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辩证地论证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中医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自然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联系。《灵枢岁露篇》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从这些认识出发，就理解到人与自然界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人为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宝贵的是人类。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因为“人能应四时”，“知万物”。
辩证地论述了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一方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密切相关，一个器官不论是生理活动或病理生理活动，都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器官，并同时接受其他器官对他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从而确立了整体观念的辩证思想。这种观点，虽然对人体的各个局部的认识还没有能够达到精细的分析，但在总的关联上却比形而上学的局部观点要正确得多。
辩证地论证了人体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说明精神活动是以五脏的精气作为物质基础。又说心“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肝“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脾“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肺“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与五脏生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外界各种精神刺激作用于相关的内脏，就表现出不同的情志变化，而不同的情志变化又对内脏有不同的影响，各种情志活动之间还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当然，人体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的关系，不一定象上述所说的那样机械，但中医学在二千多年前就明确指出人类的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的内在联系这一辩证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辩证地论述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关系。在疾病的诊治上，中医学以辩证论治为基本法则，这是辩证法思想的反映。所谓辩证，是指辨别证候，也就是将望、闻、问、切四诊获得的资料，根据中医理论加以分析归纳，得出一个包括病因、病理和疾病性质的综合概念。所谓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订出与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具体治疗方法。辨证论治的一个特点是针对性强，它既重视“正气”，也不忽略“病邪”；既着眼于内环境的变化，又注意外邪侵入人体后的影响；既注意病人的局部病变，也注意病人的全身表现；既重视病理情况下不同的机体反应性，又注意不同脏腑的感受性。因此，能抓住每个病人的个体表现，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体现了辩证法思想。另一个特点是能动地变化地认识疾病。辨证论治，一般是在综合病人全身情况，作出总的概括和评定之后，即得出证的概念之后，分别采取相应的方法治疗。当病人表现发生了变化，辨证即随疾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体现了把疾病看成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精神，也体现了辩证法思想。第三个特点是承认疾病的阶段性，病人个体的特异性，主张因时，因地、因人施治；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因而可以采取“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疗方法。这些都是辩证思想在诊治疾病上的具体反映。
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从上述可知，中医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中医学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能用当时的科学原理，即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来解释人类的生命起源，形体和精神的关系，疾病的成因和发展，并指导着临床诊断及其对疾病的防治，这不但有它的医学本身的价值，而且在哲学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它有力地反对了“天命论”和“鬼神致病”等宗教迷信的邪说，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开辟了新的领城，扩大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阵地。
自《内经》以后，历代医家在研究祖国医学的过程中，也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很大影响。唐代道家盛行，王冰注释《内经》，因而加入了不少道家的内容；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自幼从学于程朱理学，是朱熹四传弟子许公懿的门人，因此，其研究祖国医学则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的代表著作名曰《格致余论》，正反映了这一点。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朱丹溪在养生学中就强调要箴饮食色欲，可谓一脉相承，将哲学的观点运用于医学之中。明代医家赵献可，对中医的命门学说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其在《医贯》一书中阐发命门学说时，都引用了不少道家的著作，可见其医学理论的研究是受到道家影响的。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非常重视古代哲学与医学的关系，在他所著的《类经附翼》一书中，特将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加以介绍，并写出了“医易义”一文，以阐发古代哲学著作《周易》对医学的影响，认为“医不可无《易》，《易》不可无医”。“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这证明在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当代的哲学思想一直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由此可见，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的专业人员，要想使中医水平进一步提高，掌握与其相关的古代哲学知识十分必要，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但是，也必须指出，贯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由于产生在我国古代，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是较完备的理论。它们带有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一般的历史的弱点，那就是笼统和直观的局限性，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更不能全面地、深刻地揭示复杂的生命现象和病理现象。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为了实现中医现代化，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从事中医学的整理和研究，才能使之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更接近于客观真理，并更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