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aofu
[外文]：church fathers
古代基督教著述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被尊为教会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基督教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对于教父的定义和时限原来并不明确。后来一般指基督教创教之初至6～7世纪间被认为维护正统教义的教会首脑(主教、长老等)或神学家；还有人把10～12世纪前的一些神学家也包括在内。根据语言划分，可分为东派的希腊教父和西派的拉丁教父。最后的希腊教父一般认为是大马士革的约翰或稍晚的佛提乌。拉丁教父则到格列高利一世为止，也有人将埃里金纳，甚至安瑟伦和明谷的伯尔纳认作拉丁教父的结束。
教父著作和教父学教父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新约各卷(原稿）形成时期的神学思想被称为圣经神学；当东西罗马帝国先后灭亡，欧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开始体系化，此阶段的神学思想被称为经院神学；教父著作即处于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当时，基督教神学的各项基本观念和范畴已陆续形成，但尚未体系化。其神学思想被称为教父神学。
研究教父及其著作的学科称教父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起步甚迟。学科名称始见于17世纪中期德国路德宗神学家格哈德的著作《教父学，亦即论述初期教会基督教学者们的生平和深邃著作》，这一书名亦可视作教父学的简要定义。中世纪教会虽对教父著作甚为敬重，但大都仅用来论证其制度礼仪及教条教规等的正统性，并以不同态度对待不同派别的作者和文献，凡不被承认为正统的，都排除在教父和教父著作之外。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典籍的发掘和重新评价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亨利改革运动后，新教各派和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思潮，都在教会制度、典章以及对圣经和传统教义的解释上，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各派皆重视从教父著作中寻求依据。不同的解释和派别斗争，促进了对教父著作的不同传本和文句的确切含意及其历史背景的考证。
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考证的范围和目的更加扩大，方法也趋于合理。法国教父学家米涅花费23年时间，汇编了整套《拉丁教父集》和《希腊教父集》。前者共221卷，于1844～1864年间出齐。后者共243卷，其中162卷以希腊原文刊行，于1857～1866年出齐；81卷以拉丁文刊行，于1856～1867年出齐。所收著作已越出所谓正统界限。在这一巨大工程的激发下，教父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以来，研究对象扩展到几乎全部古代基督教派别的作者著作，并在希腊、拉丁两语种外，陆续发现大量使用其他语种如叙利亚、科普特、阿拉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文的教父著作。教父概念早已不是非正统莫属。1945年在埃及纳吉·哈马迪发现的大量 4世纪基督教诺斯替派文献，更促使人们认识到：对各种古代基督教文献进行不带偏见的全面史学考查，可为基督教的起源、发展、正统教义的形成及各种异端被排斥的过程和缘由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
教父和教父著作分类近代教父学除按语种对教父及其著作进行分类外，还以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为界限将其区分为基督教尚处于非法地位时的“尼西亚前教父”和基督教国教化后的“尼西亚后教父”。前教父的著作中不少是以鼓励受迫害的信徒为目的的；还有大量为基督教进行辩解的“护教文”(亦译辩惑文)。这期间，不同派别间时常互相指责为异端，在国教化后，被官方教会认为异端的著作大都未能继续流传。
初期的尼西亚前教父，又称“使徒教父”。著作有《巴拿巴书》、《克雷芒前书》2卷、《赫马牧人书》、《波利卡普致腓立比人书》并附《波利卡普殉教记》和《安提阿的依纳爵书信》。据考证，这些著作的希腊文原本始出于1世纪后期至2世纪中期；有些古代的新约目录曾将其中部分书卷列入正经。传说这些作者皆曾直接接触过使徒，有些还是使徒的门生。有些较迟的使徒教父集还增收了帕皮亚和夸德拉都的残篇以及匿名书信《致狄奥格内都》、《十二使徒遗训》、《克雷芒殉教记》和《依纳爵殉教记》。近代考证家则多对这些增补抱怀疑态度。
尼西亚后教父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深度都高于前教父，因为国教化后，加入官方教会的知识分子明显增多。这些教父的精力已不在护教著作，而是集中于斥责异端和确立正统教义和神学。三一论、基督论等“教义神学”的基本命题，都是通过本阶段的“正逆”斗争，在帝国政权的直接干预下得到颁定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奥古斯丁在同摩尼教、阿里乌派、多纳图派、贝拉基主义等的斗争中，几乎接触到了后世“系统神学”中的大部分课题。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专科性的教父，如古代教会史之父犹西比乌，圣经编译家和考证家哲罗姆等。6、7世纪后的不少教父则实为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家，如埃里金纳、安瑟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