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柯尔贝尔主义是对诸如传统主义、地方主义、勉强维生的农业之类的西欧封建制度没落的积极反应，是对手工业者和制造者施加限制性措施的结果。.这种性质的不完全发展使得君主可以通过中央集权在不同水平上保证他们自己和领地的存续。然而，由于缺乏更有生产力的经济，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的雄心都没有实现。柯尔贝尔主义通过非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筹集财力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改善这些问题的最有分歧和最系统的方式，而这一切和柯尔贝尔本人几乎超人的精力与智慧是分不开的。
学者对柯尔贝尔主义的评价差异很大。他们对于柯尔贝尔主义的效果、合意程度和结果意见不一。随着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1776）的出版-对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经典论述，柯尔贝尔主义和重商主义被击倒了。受到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治潮流开始转向反对君主专制，转向更加自由、个性化和民主的社会。这些政治价值被转化为经济价值: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幌子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政府指导和管制被认为是危险和有破坏作用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希望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监督市场上的决策。
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行为和预期的修正。在西欧国家一体化和美国统一（美国内战的结果）中所体现出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孕育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敌视。另外，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到20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哲学的复兴，为政府直接干预国家经济生活提供了证据。其他因素也证明重新塑造政府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资本家对于割喉式竞争的无利润结果的正视，加上寻求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改革运动，在西方经济中快速地重塑了政府的地位。20世纪的世界战争同样增加了政府控制经济的力量，这种增加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由于许多政治和社会压力，国家变得更加愿意干预经济，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混合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柯尔贝尔主义的“盛大设计”这个显著特征再度出现:政府计划；保护主义；特权向受扶持企业或经济部门扩张；支持规制和调查政策，给“私人企业”补贴、拨款和贷款；强化工作伦理；管理国家的金融和财政计划—所有这些都与福利国家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它们的意识形态还是方法。
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潮流开始转向反对柯尔贝尔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虽然柯尔贝尔希望巩固法国经济，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目标是巩固巨大的国际商贸组织，让它们的运行与世界经济的现实更加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