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994,1996a,b,1999,2001）的技术选择假说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在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力，国家将不能在收入方面收敛于发达国家。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Lin，1994；Basu和Weil，1998）。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新的与老的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学习成本越大（Barro和Sala-i-Martin1997），因此，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the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Lin,1999,2001）。
按Lin（1994，1996a,b，1999，2001）的技术选择假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如此。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而且，资本的回报率和储蓄倾向会最高，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应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技术选择不具有吸引力，他们想发展一些资本密集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产品。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偏离最优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损失。Linetal.（1999）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policy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只要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就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发展中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
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使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这样，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Lin和Tan1999）。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国民经济也将是有竞争力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比较快，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跨国回归分析中得到的经验结果与上述假说一致（Lin,2001）。为了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和竞争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