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wen
清代散文，包括古文和骈文。都较明代发展，上承秦汉唐宋，形成自己的时代风格和特点，作家辈出，佳作甚多，流派分明，在古代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清初散文晚明散文，以直抒性灵的小品为主，虽有佳篇，但格局狭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开始转变这种格局。谦益为文，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时时拦入佛经禅语，规模闳大。这对于转移明文格局和形成清文风尚，都有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其文集被禁毁等原因，声气渐减。
生年稍晚的清初文人，不走明文的路子是一致的，但其作风却又分离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两派。学人之文的作者，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同有强烈的民族思想。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不规仿一家一派和讲究形式，据情直书，而见识自见精深；《原君》、《原臣》等文具有进步的民主性思想，尤为可贵。顾炎武治学谨严，立论卓越，是既“邃于经术，而又洞达世故”的，其文凝炼劲健，坚苍醇雅，词锋所至，风骨极高。王夫之著作宏富，主要的精华在表现朴素唯物的思想，其史论和杂文，感情洋溢，恣肆纵横，显示了大家的气度。文人之文的作者，可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称“清初三大家”。侯方域为文，主张“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又意识到在“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故作品豪迈驰骤，富于才气，能不尽拘古法而常有生动的描写。魏禧与其兄祥及弟礼，又称“宁都三魏”；三魏合彭士望、邱维屏等人，称“易堂九子”。九子皆能文，而以魏禧的才名为最著。魏禧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所作凌厉雄健，以气势盛，但议论也常有鞭辟入里、“指事切当”的。前人曾讥侯方域文是“涉于浮夸”、魏禧文是“带策士气”，都是从学术修养上看的；若从文学的角度看，侯、魏两家之文，形象性和感染力都比较强。他们在形式上追求文章的开阖动荡，有时“波折太过”，也不免略伤自然。汪琬之文，由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以窥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讲究规矩法度，写得“疏畅条达”，简净平实超过侯、魏，而才气藻采却大有不如。这派作者成就较高的，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宸英等。王猷定的风格，介于魏禧与汪琬之间；邵长蘅的风格，比较接近汪琬；姜宸英文，论者称其“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笔意”。上述两大派的作家，议论常能借古讽今，针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而发；记事的文章也以写为明亡而死难的人物的事迹为最感人。此外，朱彝尊的文章，以论学为长，博雅渊懿，颇欲以“学人之文”自期，但不敢放胆论政和触时忌讳，也就不能和黄、顾、王三家的精光劲气同日而语了。
清初“遗民”中，还有文名不大昭著，但立身、治学都有本源，文章也很有可观的:如杜濬《变雅堂集》的文章以遒宕胜，钱澄之《田间集》的文章以朴厚胜，贺贻孙《水田居集》的文章以雄骏胜，屈大均《翁山文外》的文章以简古胜都是。他们文章的风格虽有不同，而思深虑危，多深造自得之言，却是一致的，惟后来不大为人所知。
清中叶散文清初的进步文人，多数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进入康熙后期和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渐趋稳固，社会出现了表面承平的现象；文人的民族意识渐趋淡泊，程朱理学再度抬头，考据成为学者竞趋的新学，文人受轻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桐城派”这个散文流派。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他们崇奉程朱理学，这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但他们在考据学风靡一世之时，坚守文章的壁垒，肆力从事散文的写作，也有独立特行的精神。钱谦益文较驳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之文不重文采，侯(方域)、魏（禧）之文不重法度，都不合他们的理想。方苞提倡文章要具备“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要去掉“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和宋以来的“语录中语”，力求“清真雅正”；刘大櫆论文较重声色才气，拘忌不如方氏之甚;姚鼐细辨文的阳刚、阴柔之异，要从“格律声色”中求“神理气味”，要合义理、考据、辞章而为一。刘大櫆的文章还带有侯、魏余风，不是最典型的桐城风格；方苞、姚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结构和语言的严密雅洁，实际上是擅长阴柔之美的。他们文中的“义理”和“考据”，与当时的汉学家和进步思想家（如戴震）相比，是谈不上精深和解放的；他们的“辞章”确有所长，但规模仍欠闳大，才气仍欠健举，所以袁枚讥刺方苞说：“试观望溪可能吃得住一个大题目否？可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杰否？可能上得万言书痛陈利弊否？”就作品的艺术成就论，以姚鼐为最高；就作品对现实的反映论，则方苞还有一些指摘时弊之作，而姚在这方面则很缺乏。与方苞友好的桐城人戴名世，著有《南山集》，其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发展，也不无影响。姚鼐著名的弟子颇多，到他手里，形成了这派的极盛声势。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琇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朱仕琇以学韩愈自命，都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独梅曾亮敛才就范，深于洗伐、安雅之态，与姚鼐最为接近。
在“桐城派”极盛时期，文学主张和写作倾向与他们不同的，有章学诚和袁枚二人。章学诚是史学家，在散文方面的主张和写作，较桐城为通达，但主要的作品只限于议论一体，文学的影响面不大。袁枚提倡“性灵”，反对模古，行文恣肆酣畅，机趣横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谨严雅洁不足。
刘大櫆的弟子钱伯坰，曾传桐城之学于阳湖人恽敬、张惠言。张惠言本治骈俪之文，恽敬本嗜法家的作品，也嗜苏洵的作品；他们接受“桐城派”影响后，提出既要崇奉唐宋文，又要兼法秦汉六朝文，合骈、散两体文的长处，以健茂的气格，救“桐城派”的单薄，世称“阳湖派”。还有编纂《骈体文钞》的李兆洛，也主文兼骈、散，是这派另一健者。恽敬文较峻峭，李兆洛文较厚重，与桐城面目稍异；张惠言文较和易，面目实无大异于桐城。阳湖之文与桐城之文互有得失，成就并不能超过桐城；而反映现实的淡泊，又后先同辙。
后期散文比“阳湖派”稍后，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龙启瑞、吴敏树、曾国藩等人的主张与风格虽各有出入，但都与“桐城派”有渊源关系。“桐城派”的影响，自康熙以后一直延伸到鸦片战争以后，可以说和清朝的国祚相始终。这派作家的主张和写作很有局限，但其删汰浮辞，避免支蔓、冗杂的“雅洁”文风，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鸦片战争前夕，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不株守儒家思想，文章糅合子、史和佛家言，力求生新奇奥，声光璀灿，打破陈规旧貌，为清文的一大变化，开了近代散文的先河。
骈文在清初的“学人之文”与稍后的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代文人多数是学问广博的，他们胸中的典实丰富，写骈文取给方便，所以清代骈文盛行，其成就超过元明两代。多数作者是接轨六朝唐宋，以写“四六体”的骈文为主。这个大流派在清初的作者，以陈维崧为最著，其文气势雄伟，情藻丰富，为一代骈文的发展，起了开张风气的作用。乾、嘉时期的作者，如胡天游、邵齐焘、袁枚等人，基本上继承陈维崧的倾向，以才气词藻取胜；但胡文比较奥衍奇肆，邵文比较清刚矜炼，袁文比较奔放诙谐，各有特点。如孔广森、孙星衍，则转而追求高华典雅之致；吴锡麒、曾燠则转而追求委婉清隽之风；他们这种风格上的变化，又使大的流派之中存在风格不同的小流派。少数作家与上述大的流派不同，他们取法魏晋，文章四言短句较多，不拘守四六句的对偶，肃穆古淡，善叙名理，以汪中、洪亮吉为代表。汪中文磊砢不平，而能出以闲适微婉，余味深长，论者称其品格为最高。
清文总集，有王昶的《湖海文传》、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等，沈粹芬、黄人辑的《国朝文汇》，收1300余家的文10000余篇，选录最富。专选骈文的，有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