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1611—1680），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著名文人和大戏剧家。李渔一生著述甚丰，尤以戏曲、小说创作著称。其阅历丰富，大清入关后，他绝意功名，带着自己的戏班子中的一群姑娘，逛遍了大半个中国，尤以扬州、南京、苏州等商业享乐城市为主。过去，很少有人能公开承认自己有好色的生理本能，尤其是在道德枷锁酷严的专制年代。但李渔却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事实上，李渔一生确与许多女演员、艺妓、青楼女子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与女性的亲密接触中，李渔洞察了两性关系平等的内涵，并深刻认识到性在养生保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曾云：“食色性也”。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历代谈“食”者的确不少，有关专著也颇丰，但言“性”者却十分鲜见，即使有之，不是表述过于简略，就是大多闪烁其词。因为按正统封建理念，“性”是耻于公开讨论之事。然而，李渔在《闲情偶寄》的“颐养部”中大胆地对“性知识”作了精辟论述。其内容不仅未显淫晦低俗，而且还甚合性保健、养生之常理，读来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李渔认为，男女之欲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善处不善处”。不善处者有“近姹、远色”两种，二者尽管“各执一见，水火其词”，但均不足取。因为“近姹”，即过于亲近女色，往往容易“溺之过度”，不能自拔，结果会“伤身，精耗血枯”，甚至“命绝”。至于“远色”，即有意回避情欲或压抑性欲，如清教徒一般，李渔认为，这既不可能且有违生理，“天既生男，何复生女？”针对有人说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即可以引起欲念的事物不见，人就不会思想混乱了，李渔并不认同，他说，这类人“（假）使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乱，十倍于常见”。因为性压抑是有害的，性是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和需求。所以，他主张应把色欲看得极为平淡，犹如“天地一般”。尽管引起欲念的事常会发生，只要内心能够把持，“司空见惯”了，就可渐至“由度而驯至能守，由能守而驯至自然”，这样“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在他看来只有接触“性”多了，才不会因过度回避“性”而引起更多的“欲念”麻烦；能正常对待“性”，即使有美色在前，也不过悦目畅志而已。
房事之乐是令人欢愉的，但李渔认为，对闺房之乐善处者“贵在有节”。他说：“为欢即欲视其精力短长，总留一线之余地，能行百里者，至九十而思休。”在他看来，在性生活上不放纵、能节制就有益健康。正如他说：“我能用彼，则利莫大焉。”李渔尤其反对妄服补药“助性”和借助“女色养生”的观念。他说：“参苓芪术皆死药也，以死药疗生人，犹以枯木接活树。”“女色养生”是指古代房中谬论中的“一男御数女、采阴补阳”之术，李渔认为，追求这种方法的人，这无疑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李渔讲求“房事”的欢愉，但强调在此事上一定要“有节”。为此，他还具体论述了应如何节制性欲的“几项”要求。
一曰“节快乐过情之欲”。李渔认为，情洽快乐时行房，本是十分快乐的事，男女易处于极乐之境。但此时要有“刻刻虑之”，以防止“过情”，即过度纵欲，应做到“留有余地为善”。就是说，在性生活上，也“居安思危”。
二曰“节忧患伤情之欲”。李渔说：“忧中行乐，较之平常，其耗精损神也加倍也。”因为人在忧愁时行房，“体交而心不交，精未泄而气泄”，就好比“强愁人以欢笑，其欢之苦更甚于愁”。他提出在忧伤之时，房事要“较平时稍节则可”。
三曰“节新婚乍御之欲”。他提醒人们，男女新婚，为欢容易过度，往往“一夕之耗，抵寻常数夕”。此时不要过于贪恋，要“静之以心，虽曰燕尔新婚，只当行其故事”，即使“新人”，也要以“旧人”相待，不宜大动其心，“过此一夕二夕，反以新人视之”。其意思是：不要把一夕之欢当作“一劳永逸”的事，要考虑欢情应涓涓细流，来日方长。
四曰“节春季行乐之欲”。春天万物生发，人心欢畅，由于心情好，“当春行乐，每易过情”，李渔说，此时应“思患预防，不得纵欲过度，而先埋下病根”。他解释道：“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如果春季能“分心花鸟，纵游山川”，不纵欲，多蓄养精神，就会使人安然度过“将来之酷夏”。反之，如果春季不节制，“并力闺房”，就易致“身无宁刻”而得病。这实际上强调了房事季节养生的重要性。
此外，书中还提出了“饥饱”、“劳苦”、“隆冬盛暑”等情况下，都应适当节制房事，这些认识大多与现代性保健的观点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