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后发展国家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战略模式，曾经被视为后发展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模式。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东亚为主的一些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领域迅速崛起，从1960年开始的近20年中，日本的经济年增长率超过7%，而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的经济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8%。高速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发展型国家主要有三个特征，即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一个自主而有效的官僚体系、紧密的政商关系。发展型国家是强调经济民族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德国历史学派逻辑上的衣钵继承者，其国家行为的中心是具有超强能力和自主性的国家官僚。
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角色
很多学者对发展型国家进行了更具本质性的论述，即劳工地位、土地改革在为发展型国家提供稳定和支持方面的作用，以及国内社会联盟的本质。然而，东北亚发展型国家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各种社会集团的能量以促进经济发展，有异于欧洲大陆的国家形态以及其经济产生于战争和帝国主义。东北亚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三个经济体产生了高度的新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势，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这意味着强势的国家干预和对大型经济联合企业的排斥。约翰逊传递的真相是，与韩国或中国一样，在选择经济发展作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并保证国家生存方面，日本是一个顽强的国家。
对于约翰逊而言，战争时期对于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十分重要。这一时期事实上是理解东亚其他地方发展型国家兴起的关键时期。两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民族主义，而是脱胎于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身呈现出了多样性。约翰逊认为，日本信奉的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Liszt）的“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一脉相承。禹贞恩认为：“重商主义仍然是一种注重实效的适应形式，一种有关经济活动的理论，而不是经济要如何运行的理论。”自19世纪40-80年代，德国给予日本的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型，而是一个有条理地运转着的模式：在世界经济的温床中由国家塑造的后工业化。
强国家能力
强大的国家能力构成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社会基础。发展型国家涉入市场和社会的前提是国家有能力规划政策并有效执行这些政策，这要求国家具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强国家能力首先要求后发展型社会基本完成国家建设，政权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国家具有相当的整合水平。经验表明，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之所以难以有所建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发展型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国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国家可以通过将商界综合进它的决策体系以保持自主性，并把自主性转化为能力。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最成功的做法，而且也部分发生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
在早期的发展型理论中，国家自主性被认为国家可以向社会强加意志，可以有效压制社会组织和个人，如约翰逊指出的，“国家的软权威主义特征”是国家自主性的来源。但是学者们发现，国家并不是以专制权力来实现对经济社会的领导，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并非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呈现出相对合作关系的国家“嵌入式自主性”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管理的互相依赖”。与其说这些独特的国家力量和能力来自命令式的权力运用（带有专制色彩的），倒不如说它们来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合作关系的非凡结合（建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