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伦理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权力和义务为本位，重道德而轻视法律，重调解而轻诉讼。如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就是要用法律来调节社会，实现由权力向权利的过渡，在全民中树立起“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的现代化法律观念。
儒家倡导的“礼治”和“德主刑辅”思想，在今天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同。“德”强调人们内心的净化，要求人们用自己的行为来体现自己内心的崇高修养，在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认为法律应当从属于道德儒家主张“舍利取义”，重视道德的提高，反对重视物质利益；儒家倡导“以和为贵”的道德伦理观念，厌恶和鄙视“诉讼”。这种注重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安宁状态，以追求心灵的安适自由为目标，反对冲突的诉讼行为和意识就是传统的相和型法律观念。所以，两千余年来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厌诉”的民族心理。有了争议，不是通过法律解决，而是运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因此，这种传统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导致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了法律在法制国家的权威地位，阻碍了人们现代化法律观念的形成。
2.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中国法制之路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我们没能抓住。相反，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法制没有阔步向前。“文革”这一史无前例的超越法律的运动，使得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虽然，法律虚无主义随着“文革”的结束，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实现公民法律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中，清除法律虚无主义的阴魂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最终达到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的宏伟目标。
3.法律工具主义意识的误导。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倍感法律的重要。但法律工具主义的意识也越发明显，客观上阻碍了法律观念现代化的培育进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有人将依法治国简单化，认为只要制订法律、法规并依据其执行，就是依法治国；有的人认为，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与工具，因而将法律置于国家政府之下，视为治理公民的工具。但当遇到大问题时，而将法律搁在一边，法律仅仅处于可供选择的地位。因此，法律本身被认为是没有独立的品质、价值和目标的东西。人们并不关心法律是什么，应该起什么作用，而只是热衷于法律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只是消极地服从法律。他们认为，若不服从法律，则会招致法律的强制惩罚与制裁，却对法所隐含的人类最终关切的价值目标与信仰不闻不问。正是由于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意识的存在与误导，人们法律观念的现代化将难以实现。
4.执法腐败，导致法律丧失尊严。公民对法律的接受与信仰，并不是来自法律规定本身的影响，而是直接受到执法者执法、司法行为结果的影响，其行为结果是否公正与合法，直接而强烈地刺激着公民对法律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