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对经济学说史的重大创新，著名的法国经济史专家吉德曾这样评价过，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用生产力观点来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并不取决于一时获得的那种死板的静态的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获得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甚至为了获得生产力可以牺牲或放弃一些暂时的跟前利益。而“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像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动手自己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
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价廉物美工业品，虽然曾有过～段美好的时光，但由于没有及时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成了英国的农业国。可见，不重视生产力只重视交换价值，这对于个人的短期利益也许有好处，但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言，不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短期的收益换来的永远是工业强国的奴隶，购买廉价外国货最终结果必然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正因为工业对于一国的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还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德国，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幼稚工业政策，特别是对那些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工业部门。那些从英国倾销商品中获益的利益集团，不仅通过无限夸大交换价值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且有意地把贸易自由与宗教自由、内政自由混为一谈，到处宣扬国家干预会直接威胁到个人自由。由此动员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来反对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实行保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指出，我们不能离开国家的生产力来空谈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干预经济尽快地实行工业化，就是要增强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因而，利用国家的力量促进生产力根本不会成为公民自由的障碍，相反，它是保护和实现公民自由的物质基础。
李斯特正是运用他的新型理论范式即生产力理论，从当时的实际国情出发，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处于强势的斯密主义，在学理上为保护幼稚工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李斯特运用生产力理论范式，对关于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正是斯密的狭隘的交换价值财富观，使他无视精神劳动的生产性。这显然是与事实相背的。然而，“从生产力理论的观点来看，那些养猪的和制药丸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电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螳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
至于萨伊，“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别的路可走，要幺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衣钵，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谬见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可是，萨伊既然舍不得扔掉新密给他的交换价值财富观。那么要确认精神劳动的生产性这个论题，不仅与其交换册值理论逻辑相悖，而且也会导致把人类一切活动都能解释为生产性的另一种荒谬。实际上“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我们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
可见，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表明，他既克服了斯密的狭隘的财富观，又克服了萨伊为把精神劳动纳入生产领域而造成的理论混乱。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视界中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精神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自魁奈建立古典经济学以来，财富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生产力只是一个边缘性概念。李斯特第一次真正地把生产力引入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入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古典经济学视野。在方法论方面，运用生产力理论，把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起来，从而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特别要指出的是，正当德国理论界和舆论界大多数人投入到英国人怀抱中为其利益辩护时，李斯特能以自己的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为着眼点，运用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坚决抵制处于强势的斯密主义交换价值理论，从而代表了一种学术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