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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诗各自保持统一前的原有特色。北方的作者如郝经、杨奂、刘因、杨宏道、王磐、王恽、鲜于枢等,沿着赵秉文、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学习苏轼,而稍微有所变化,清淡古朴,豪放自然。南方作家如刘辰翁、方回、戴表元、仇远、白珽、赵孟等略变江湖派风格而崇尚唐调,清丽婉约。这些都是此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方回晚年编撰《瀛奎律髓》,转学江西诗派格调;所作的诗粗俗生硬。他们对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过一些揭露,也隐约流露出悲凉的故国之思。此外契丹族人耶律楚材父子亦能诗,多描写塞外风光和殊方习俗,语皆本色,意趣天然。

成宗元贞、大德以后,进入元代中叶,北方的曹伯启、元明善、姚燧,南方的袁桷、贡奎、胡炳文相继而起。作古诗模仿魏晋,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猷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风。稍后的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号称元代四大家,是当时著名代表诗人。虞集曾说:“仲弘(杨载)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范梈)诗如唐临晋帖,曼硕(揭傒斯)诗如美女簪花(一作三日新妇)。”对范梈和揭傒斯微有贬意,所以揭傒斯对这个评语表示不满。事实上范(梈)、揭(傒斯)二人诗的写作技巧确不如虞集和杨载,且都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有的作品表现出模仿与生硬。但就内容题材的广泛、触及社会上某些不合理现象说,范、揭却胜过虞、杨。虞、杨作品的佳处在艺术技巧上。虞集的诗作,风格严峻,声律圆熟,文字流畅宛转;杨载的诗含蓄,有新意,注重炼字造句,文字平易通顺。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学习汉文化,此时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写作的诗人。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迺贤、丁鹤年、高彦敬等都享有盛名。萨都剌有不少反映社会黑暗的诗,然以富有生活实感的山水诗见其功力。对于北方风物的描写细腻、贴切,笔力粗犷有致,显现其独特的风格。马祖常诗风清壮,颇有影响。

元代中叶,还有一些人作诗模仿李贺,宋无从学得最力。项炯、李序、李裕、文质、何景福组成所谓“睦州诗派”,都是标榜长吉,诗多奇思遐想。如何景福的诗句“天风吹客梦,何日抹鱼颁”。陈樵的诗句“近从月里种花去,遥见鼎湖飞叶来”。都是属于构思奇特之句。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渐趋尖锐。描写和平安定生活的作品日渐减少,朱德润、谢应芳、袁介、张翥等人,所作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增多起来。朱德润的《德政碑》、谢应芳的《伤田家》、袁介的《检田吏》、张翥的《郭农叹》,都真实地揭示了农村的残破凋敝和官府的为非作歹的现象。朱德润有一首《水深围》说:“东南民力日渐穷,不愿为农愿为盗。人生盗贼岂愿为,天生衣食官迫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民反实由官逼所致。

元代末年,除元朝官府军队外,地主豪绅组织的“义军”,和农民起义队伍,都各自独立,盘踞一方,一般采取屯田办法,互相对立,且耕且战。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文人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拥护中央而实际是投靠蒙古军阀;有的依靠地主武装;也有的跟着农民军而摇摆不定。这些诗人中有张翥、许有壬、张宪、陈基、赵汸等。此外也有人出卖或放弃田地产业,过着为僧、卖药等流浪生活,如顾瑛、许恕、倪瓒等。还有一些人做隐士,如王冕。他的诗作以其思想、艺术水平而成为元末诗歌中的上佳篇什。至于那个原先做官,后来闲居,却不做隐士的杨维桢,则赢得了元代末年最高的诗名,他的学生章琬说杨是“南北词人,推为一代诗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