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福利国家的客观环境来看，福利多元主义提供的政策方案并不能有效解决后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化，使得后福利国家面临着新的福利需求矛盾，福利多元主义对此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全球化所带来的变迁超越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政策方案范围。
全球化的概念表明了一个日益增强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客观现象。跨国公司、国际贸易、资本的全球性流动等，使世界在经济层面正变得一体化。哈贝马斯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一种“跨国性的”世界经济体系观念，并使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日益受到这个体系的限制。对福利国家来说，由于存在一种“现实的跨国经济的超级结构”，民族国家的政策已几乎无法继续成为调控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而民族国家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由此导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突。
社会政策依赖于政府从经济发展中所汲取的财政，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社会政策的财政支持能力。但随着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消失，资本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传统的国家调控的影响，这使得资本极易摆脱特定国家的监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资本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经济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消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越来越多的跨国因素，这使得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安排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福利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仍然超不出民族国家的统治范围，它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协调不同行动逻辑的难题，而这也许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
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超越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政策领域。
西方福利国家人口结构上的变化表现为，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是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而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各国面临的普遍趋势，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新的福利需求矛盾，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日益紧张的劳动力供给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压力。人口结构变化迫使福利国家进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问题。
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一是延长工作年龄，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二是吸收外来移民。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各种鼓励政策，以提高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但仍然受到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雇主的就业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外来移民也需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将会遇到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冲突。这需要对国家的福利制度同时加以改革，以适应这些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也大大超出了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对此贡献甚微。
再次，劳动力市场中的变化，导致福利多元主义的政策方案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
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在近几十年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经济领域中服务性部门的快速增长，这两者导致西方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普通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将会成为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另外，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使“垃圾职业”（保洁工、侍应生、厨工等）以及其他私人服务性职业的数量格外庞大。“垃圾职业”的大量存在，好职业对人力资本的高要求，以及结构性失业的长期存在，将会使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平，而福利多元主义的“市场化”方案不仅不会缓解社会的不平等，反而会加剧这种趋势。
综上所述，福利多元主义作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从根本上看，政府仍然是居民福利最重要的来源。这表现在实践中，“普遍的社会公共福利的框架，特别是教育、健康和收入保障，基本上并未触动。”对此，福利国家有不可逆转的趋势，“现在大部分需要已无法再通过某些制度安排来消解了，如家庭、社区或某些‘美国式’的自立梦想，因为它们已经沦为现代化过程的牺牲品了。”有必要在“满足需求的集体责任与被当作手段的提供福利形式这二者之间”作出区分。
解决福利国家的危机，不能简单地采取放弃政府责任的做法，“抽象讨论公民社会、地方响应、社会资本和公民增权会忽略一个严酷的事实，即需要社会服务的居民比例越高的社区通常也是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区”，政府仍然需要认真地对待其在风险社会中对公民所负有的责任。如果说福利多元主义有值得关注的贡献的话，那么它的贡献与其说是强调社会组织也是福利的来源，不如说是强调政府应该区分福利的责任与福利的生产方式，在不放弃福利责任的前提下，改变福利提供的方式，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福利生产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来有效满足公民的福利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