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engjian hunyin zhidu
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关系成立与解除的制度。封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男女两性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性质和特点是由封建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违律婚封建法律规定：
（1）同宗共姓不准通婚。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见服制）。明、清律都有同样的规定。
（2）严禁良贱通婚。封建社会的所谓贱民名称历代并不划一，唐代主要包括部曲、客女、乐人、杂户、官户、奴婢。清代以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清会典·户部》）。良贱通婚为违律婚。按唐律，“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各还正之。”良贱不能通婚，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婚姻的缔结主要是家长包办婚姻。《诗·齐风·南山》载：“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即必须是“父母之命”。封建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女家同意议婚后，男家备彩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的年月日时；纳吉是男家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卜得吉兆以后，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也叫纳币，是由男家送聘礼给女家;请期是男家择定婚期，请求女家同意;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历代法典都有类似“六礼”的规定。后世缔结婚姻时，男方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聘财”，就渊源于“六礼”中的“纳采”和“纳征”。这实际上是买卖婚姻，即所谓“卖女纳财，买妇输绢”，“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颜氏家训·治家》）。封建法律确认聘财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唐律规定：“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唐律疏议》说：“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
媵妾制中国古代法律不准多妻，但允许纳妾。皇帝、贵族在正妻之外还娶媵，媵是随同皇后、夫人陪嫁之妾，其地位比一般的妾高，也叫“贵妾”。一般地主官僚可以蓄妾。法律上妻妾的界限极严，这是因为宗法制要求有嫡庶之分，妻所生子女为嫡出，妾所生子女为庶出，嫡子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于庶子，在财产继承上优先于庶子，皇室的王位也由嫡子继承。妻、媵和妾的地位不同，在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也有差别。唐律规定:“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封建法律为了维护宗法统治，规定妻只能有一个，而媵、妾则可以有几个，以至数十百个，所以媵妾制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表现。
婚姻的离异七出封建法律规定的丈夫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又称“七去”或“七弃”。《仪礼·丧服》贾公彦疏所指“七出”就是无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和恶疾。《大戴礼记·本命》所指“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七出”的内容具体反映了男尊女卑和夫权制度。封建法律为了维护封建婚姻关系的稳定性，还规定“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唐律疏议》·户婚）。
三不去即妻虽有“七出”之因，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夫亦不得休弃：“有所娶无所归（休弃时无娘家可归），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不去；前贫贱后富贵（婚后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夫富贵者），不去”（《大戴礼记·本命》）。唐律规定，“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这种规定固然是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出发，但在稳定封建婚姻关系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义绝封建法律规定的强制离异。按唐律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杀等情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制离异，违者判处徒刑一年。但义绝的条件对夫妻双方并不平等。如“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但却无“欲害妻”的规定。妻对夫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除有殴、杀等情事为义绝外，即使仅有詈、伤等情事，亦构成义绝，而夫只在具有殴、杀等情事时才构成义绝，如仅有詈、伤等则不构成义绝。
总之，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婚姻制度，是从婚姻关系方面维护封建的宗法制、等级制和家长制，维护男尊女卑、夫权制度和封建伦常关系，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