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放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为明证。诚然，施坚雅模式存在若干缺陷。但有人对国内某些学者满足于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去“推翻”施坚雅的理论，并扣上“施坚雅不懂中国”的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指出“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这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但问题恐怕并不在此，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有效性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但实证研究本身同样存在各种局限和失误，只有当实证研究达到科学实验的阶段，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模式才能被推翻。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科学实验的水平。因此，就其准确性而言，各种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对施坚雅模式提出的各种批评，只能证明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将其推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将对施坚雅模式不断作出修正，并提出更科学的分析模式。
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