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aihua wenxue
“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在中国古代，虽早已存在用浅近通俗、接近口语的白话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始终未能与文言作品相抗衡并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正宗。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先后流行过一些颇有影响的白话书报，“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在1917年1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建立“言文合一”的国语所写的“活文学”，即白话文学的主张，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独秀在接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比胡适侧重文学形式的改良更进一步，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使白话文学成为与雕琢阿谀、陈腐艰涩的封建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平易新鲜、明了通俗的国民文学。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论证了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新的文学语言，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适把这夸大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针对这种孤立地注重文学语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李大钊、鲁迅等人当时就在文章中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新文学中的重要性。李大钊说：“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应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以进步的思想是最要紧的，白话文学只讲形式改良而“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集外集·渡河与引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经过这些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现代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