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汤普森和纽桑的观点，劳动过程理论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时间上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以布雷弗曼的著作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包括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的研究，该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历史上和当代的管理控制形式；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为对新范式理论的防御性反应和受福柯及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对工人主体性的研究；第四阶段涉及当代的将劳动过程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尝试（ThompsonandNewsome，2004）。鉴于第四阶段是一部正在展开的尚未成型的历史，本文只简介前三个发展阶段。
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是由马克思奠定的，而学术界研究劳动过程的热情却是布雷弗曼激发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经历了工人的“形式隶属”和“实质隶属”两个阶段。但马克思之后，劳动过程基本被学术界遗忘。《劳动与垄断资本》就肩负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写《资本论》的重任。布雷弗曼重新关注劳动过程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工业世界工作场所里的冲突的激增，以及冲突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工资，而是工作生活质量问题（Thompson，1989：68）。与员工对工作日益增长的不满相悖的是，当时的工业社会学正在欢庆现代工作所带来的员工技艺前所未有的提升。就是这个悖论激发了布雷弗曼的研究热情。布雷弗曼的研究发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别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的采用，导致工作的碎片化和专业化，这破坏了工人的完整技艺，削弱了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迫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听命资本家及管理者的安排。也就是说，随着工人技艺的丧失，劳动过程的管理发生了从“技术工人控制”（craftcontrol）向“管理者控制”（managementcontrol）的转变。在布雷弗曼看来，一部垄断资本的历史，就是工人的劳动没落（thedegradationofwork）的历史。
《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褒贬俱起，尤其是对它的批评如雪片飞来。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员工技艺丧失（deskilling）问题、管理控制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员工的“主观性”问题。后两个方面分别是劳动过程理论的第二、第三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些批评在布雷弗曼开创的议题的基础上，促进了我们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工作组织的性质的认识。
出于修正或批判布雷弗曼的思想，第二阶段的劳动过程研究重点关注管理控制和技术形成的策略，以及冲突和认同（consent）的类型。其中弗雷德曼、理查德·埃德沃兹（RichardEdwards）、布若威的研究尤为重要。弗雷德曼认为，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忽视了企业层面的工人抗争（resistance），忽视雇主和管理者把工人抗争吸收进他们的管理策略的事实（Friedman，1977：5，81）；工人的抗争会使得科学管理的成本过高或管理的灵活性大幅度降低，管理者就会尝试替代策略；管理者向劳动力施加权威的策略大体上有两类：责任自治和直接控制（Friedman，1977：78）。埃德沃兹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相互抵触的利益是双方冲突的基础，劳动过程是斗争的场域（contestedterrain）；在工作场所的冲突和企业运作中的矛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美国企业的控制系统经历了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官僚控制这三种形式（Edwards，1979）。生产过程是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社会关系的体验的生产）密不可分的结合，是布若威关于工作场所或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在此观点的观照下，他先后考察了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维度或者说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ideologicaleffect），以及生产政治与意识形态机制（politicalandideologicalapparatusesofproduction）。布若威对意识形态效果的研究，丰富了人们的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的认识，导致劳动过程理论从控制-抗争模式（thecontrol-resistancemodel）向控制、抗争、认同模式（thecontrol、resistanceandconsentmodele）转变。
自80年代后期始，劳动过程理论遭到对立范式和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劳动过程分析的挑战。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就表现为对对立范式的防御性反应和吸收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对“主体性”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干预的放松、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后果等因素的作用，导致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势微，精益生产、弹性工作制、弹性企业等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的兴起。与生产组织模式的变迁相应的，是后福特主义、弹性专精等范式突破理论（paradigm-breaktheories）的出现。范式突破理论是包括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高绩效模式等在内的一群观点，其共同特点是对工作和雇佣关系的乐观态度。它们要求与传统的公司结构、泰罗制工作组织、对抗性劳动关系的决裂，提倡工作团队、工作场所更大的灵活性、更多的概念性任务和责任、合作的、高度信任和有高度使命感的双赢的劳动关系。范式突破理论过度乐观的态度遭遇了劳动过程学者如伍德（Wood）、颇拉特（Pollert）等泼的冷水，这些学者揭示了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等的阴暗面。他们认为，精益生产体制的结果，是权威和实际权力上移集中到管理者手里，而更大的责任、强度更高的工作则下移至工人身上；管理者让工人参与工作团队，让他们直接体验激烈的竞争，是要使工人认同组织规范；管理者试图通过精益生产体制削弱工会支持的工人集体，进一步限制工人的抗争能力（ThompsonandNewsome，2004）。
对“主体性”的研究，肇始于对布雷弗曼假设劳动过程的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可分开并独立研究这一观点的批判。批评者指出，忽视了劳动过程的主观成分，不可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管理控制，不可能正确理解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趋势。但大多研究主体性的学者，都只是对特定情境中工人的主体性作出一定的解释，并不致力于提出一种主体性理论。奈茨（Knights）和魏尔玛特（Willmott）则期望发展一种主体性理论，在此基础上重建劳动过程理论。虽然同是关注主体性，他们的理论基础却不同：奈茨采用福柯的理论，魏尔玛特采用的是所谓唯物主义（materialist）理论，不过结论又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主体性是被塑造出来的。在奈茨看来，主体性由多种规训机制、监控技术、权力-知识策略所型塑的。一方面，现代权力技术（层级监控、规范化裁决、检查）把人构建成自认重要的、有能力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权力技术又使得个体对其身份（identity）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因为在监控系统之下，个体不能确保满足规范标准的要求，也不能保证在检查中成功地表现，而且权力技术还把个体置于与别人竞争稀缺的承认奖赏（rewardofrecognition）的处境，这种奖赏是在达到权力运作所要求的行为和表现标准的情况下给与的。魏尔玛特对主体性的分析以马克思的研究为出发点。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地塑造了孤立的个体，即自由地、独立地出售自己劳动力的个体，这种个体是作为其私人目的（privatepurposes）的工具而面对社会的。同时，自由的主体也是脆弱的，因为他们要以个体的形式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奈茨和魏尔玛特都认为，权力技术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待个体的方式既有吸引力又是矛盾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扩大了人们自主决定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令人们孤立和脆弱。他们都认为，不安全、脆弱的个体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依恋，会试图去保护自己的身份，而维护和增加身份的有价值的方面的欲求往往会维持而不是质疑支持现状的假设。因此，在努力获取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消除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全感的同时，个体事实上维护了现存的权力机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即是因为此，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才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