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wu jibing
[外文]：animal disease
动物机体受到内在或外界致病因素和不利影响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损伤与抗损伤的复杂过程，表现为局部、器官、系统或全身的形态变化和(或)功能障碍。在健康情况下，动物与其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处于正常状态；疾病则使这种平衡受到破坏。在这一过程中，若损伤大于机体的防御能力，则疾病恶化，甚至导致死亡；反之则疾病痊愈，机体康复，间或遗留某些不良后果。
范畴和分类从广义讲，动物疾病研究的对象涉及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动物。但兽医工作者通常以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经济价值最大的家畜疾病为研究和防治的主要对象。
动物疾病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根据疾病性质的分类主要可分下列3大类：
传染病其病原包括病毒、细菌、立克次氏体、衣原体、霉形体和真菌等微生物。特点是：
（1）每一种传染病都由一种特定的微生物所引起，而且宿主谱宽窄各不相同。如猪瘟和炭疽分别是由猪瘟病毒和炭疽杆菌所引起的；猪瘟只能感染猪属动物，而炭疽则几乎能感染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
（2）具有传染性。病原微生物能通过直接接触(舐、咬、交配等)，间接接触（空气、饮水、饲料、土壤、授精精液等），死物媒介（畜舍用具、污染的手术器械等），活体媒介（节肢动物、啮齿动物、飞禽、人类等）从受感染的动物传于健康动物，引起同样疾病。
（3）分别侵害一定的器官、系统甚或全身，表现特有的病理变化和临诊症状。
（4）动物受感染后多能产生免疫生物学反应（免疫性和变态反应），人类可借此创造各种方法来进行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见家畜传染病）。
寄生虫病寄生虫主要包括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3大类。前二者多为内寄生虫，后者绝大多数为外寄生虫。寄生虫多有较长的发育期和较复杂的生活史，有的需要在一种、甚至几种宿主体内完成其发育，多数寄生虫都有其固定的终宿主。它们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如疥螨、马媾疫锥虫、钩虫丝状蚴、血吸虫尾蚴)，吞入含感染性虫卵、幼虫或卵囊等的土壤、饮水或饲料（例如蛔虫、圆线虫、球虫）以及蜱、虻等外寄生虫作媒介（例如血液原虫）而传播（见家畜寄生虫病）。
普通病主要包括内科、外科和产科疾病3类。内科疾病有消化、呼吸（家畜）、泌尿、神经、心血管、血液造血器官、内分泌、皮肤、肌肉、骨骼等系统以及营养代谢、中毒、遗传、免疫、幼畜疾病等，其病因和表现多种多样。外科疾病主要有外伤、四肢病、蹄病、眼病等。产科疾病可根据其发生时期分为怀孕期疾病（流产、死胎等），分娩期疾病（难产），产后期疾病（胎衣不下、子宫内膜炎、生产瘫痪）以及乳房疾病、新生幼畜疾病等。随着畜牧业对家畜繁殖率和家畜品质要求的提高，产科学的领域已扩展到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以及交配和输精感染及不育症的防治等，从而又分化出母畜科分支（见家畜内科病，兽医产科）。
但上述分类并非绝对的。有些原虫所致的疾病如球虫病、弓形虫病、梨形虫病和锥虫病等由于传播、流行和表现方式与传染病非常相似，有些学者也将其归入传染病。由蟠尾丝虫侵害马项韧带所致的鬐甲瘘，既是一种寄生虫病，又可归属于外科病。肿瘤之能用手术切除者属于外科疾病，非手术所能达到者为内科疾病。至于因重视幼畜的培育及强调幼畜的解剖生理特点而设置的幼畜病分支，其内容则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三类俱备。分类为便于叙述和应用，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
根据同时发病动物多少的分类可分为群发病和散发病两类。一般传染病、寄生虫病、中毒和营养缺乏病多为群发，但也有例外，如破伤风虽为一种传染病，但必需有破伤风梭菌存在于缺氧的深创伤中才能发生，故仅散发。有些传染病如钩端螺旋体病以及部分寄生虫病，如弓形虫病和血吸虫病在畜群中常表现为隐性感染，多属散发，仅偶有群发。在群发疾病中，又可根据其流行方式分为地方性、流行性和大流行性疾病。普通病虽多为散发，但某些中毒疾病和营养缺乏、特别是微量元素缺乏疾病，由于其病因多与某一地区饲料和土壤的特性有关，亦常呈地方性流行。在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中，有的因其病原(例如炭疽杆菌、恶性水肿梭菌及其芽孢)常存在于某一地区的土壤中，或者其中间宿主（如含血吸虫尾蚴的螺、带梨形虫的蜱）只限于某一水域或者地区中，所以只呈地方性流行。但大多数烈性传染病如牛瘟、猪瘟、鸡新城疫等常同时在广大地区蔓延发生，以流行性疾病著称；其中部分尚可同时迅速在洲际散播，构成大流行或世界性流行。
其他分类动物疾病还可分为本土疾病和外来疾病。在国际交往频繁，旅游和贸易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外来疾病常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中的蚊、蝇、蚤、虱、臭虫、蟑螂、老鼠和伴随动物、进口的家畜和野兽、冷冻精液和胚胎，以及畜产品和其他货物传入本国。严防外来的动物疾病，已成为国境和口岸检疫的重要任务。
动物疾病的为害据历史记载，动物疾病中以烈性传染病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如18世纪欧洲各国牛瘟流行，仅法国自1713～1766年牛即病死1100万头；19世纪末，南美各国牛瘟大流行，900万头牛死亡90％以上；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每年死于牛瘟的牛达100～200万头。有些传染病如口蹄疫所引起的直接死亡数字虽然不大，但因乳、肉产量大幅度下降，以及施行交通封锁、隔离、消毒等措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很惊人。寄生虫病和普通病由于多呈隐袭性或慢性，其后果是造成发育迟缓、生产能力降低、产品质量低劣、使役能力减弱，以及间断而持续的死亡，导致的损失也是严重的。在一些国家，传染病现虽已被消灭或得到控制，但寄生虫病和普通病所致的损失则日益突出。据估计，美国每年因家畜疾病所致的损失约占畜产总值的 5～10％。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可能较此高3～5倍。在中国，根据1980年疫病普查的典型材料推算，家畜因病死亡数占存栏数的比例分别为:猪10％，牛2.5％，羊8％，马、骡、驴均3％，禽20％。
除经济损失之外，由于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中能传染给人的达160种以上，也严重为害人类健康，并使公共卫生受到严重威胁（见人畜共患疾病）。
动物疾病的演变野生动物虽也患有各种疾病，但因其群体甚小，密度不高，故传播不广，流行不烈，多趋于自行息止，一般为害有限。一经驯化成家畜以后，群体扩大，密度增高，首先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迅速，流行剧烈。又因人类对家畜都有特定的需求，或令使役劳动，或供肉、乳、卵、毛，或数者兼备，而迅速众多地繁衍后代，更几乎是共同的要求。这样就使由于家畜长期地处于不同的紧张状态下（见应激）而产生各种疾病，如役畜多易患运动器官疾病，乳畜常罹乳房炎，而消化和生殖系统疾病则几为各种家畜所共有的常见病、多发病。
人类首先对流行剧烈的传染病进行了干预。随着许多烈性传染病渐被消灭或受到控制，一部分兽医工作者将注意力转向一些为害严重的寄生虫病，制成了许多广谱高效的驱虫药；同时对一些常见多发的普通病的病因、病理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其诊断和防治方法作了改进， 减少了损失。但是，兽医对疫病的人工干预、病原-宿主-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改变、畜牧业经营的日益集约化以及环境污染的不断加重，又使动物疾病随之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如下述。
一些急性传染病性质的变化无论在欧洲、日本或中国，猪瘟近年来都有逐渐转为慢性和非典型性的倾向；欧洲的猪丹毒病程也明显趋于慢性，从而造成诊断和防治上的困难。其原因尚未完全阐明，但不少学者认为与疫苗的普遍注射，致使病原的致病力发生变异有关。近20余年来，不少学者先后从非典型猪瘟病例分离出致病力低的毒株，鉴定为猪瘟病毒的血清学变种；还证明慢性猪瘟病猪的血清中存在病毒-抗体的复合物，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可能与此有关。又如非洲猪瘟（不同于普通猪瘟）当其刚从非洲传到欧洲和南美洲时，表现为急性和超急性出血性疾病，流行性强，病死率极高。但目前此病在常发地区已成为地方流行性疾病，其流行病学和临诊表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亚急性和慢性病例，可能也是由于病毒与抗体相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所致。
医院内感染的产生与抗菌药物特别是抗生素在动物疾病防治中的滥用以及被广泛用作促进生长的饲料添加剂等有关。这一方面导致机体内正常菌丛失去平衡，一些对抗生素不敏感的真菌乘机崛起而引起一些不易治疗的疾病；另一方面使多种原来对抗生素敏感的细菌的抗药性不断增强，产生了一些抗药的菌株，长期盘踞在畜群体内和周围环境中，一旦牲畜的抵抗力削弱，便引起一些难于用药物治愈的疾病。这些顽固的真菌疾病和抗拒药物治疗的细菌疾病统称为“医院内感染”，是借用自人医的一个名词。其存在实际并不限于兽医院，还见于畜舍和畜群中，构成对兽医师的一项新挑战。在家畜寄生虫方面也有类似的抗药现象，迫使药物学家必须不断寻找和合成更有效的驱虫新药。
多因素传染病抬头在一些“古典”的单病因特殊传染病逐渐被消灭或控制之后，一些致病力微弱、分布广泛、原来只作为条件病原而与牲畜维持共生的微生物如某些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布鲁氏菌、产气荚膜梭菌、霉形体、酵母菌、肠病毒、呼肠孤病毒、腺病毒、疱疹病毒和轮状病毒等，就在机体被内在或外界不利因素削弱时乘虚而入，表现高速的繁殖力和急剧散布的倾向。所引起的各种多因素传染病，如养狗场咳嗽、猪萎缩性鼻炎、牛和猪的地方性肺炎、某些幼畜疾病如一部分仔猪和羔羊痢疾等，都有饲养管理和卫生方面的缺陷为其促进因素。这类疾病愈来愈困扰着一些发达国家的畜牧业，成为单病因兽疫逐渐消灭后代之而起的重要问题。
营养代谢和中毒疾病的广泛发生随着畜牧业经营的集约化、工厂化以及对高额产量的追求，畜体负累日重，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在饲养管理和营养条件不能与这样的高产要求相适应时，便极易引起营养代谢疾病。例如营养不足、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硒、钴、铜、铁、碘、锌等）缺乏、钙磷代谢失调等，能分别造成家畜发育不良、生长迟缓、骨质疏松、肌肉无力、生产性能和劳动力下降、产品质量低劣、对其他致病因子的抵抗力减弱等后果，甚至可使家畜因营养衰竭而死亡。但亚临诊病例一般不易察觉。
另外，由于工业和交通日益发达而排出的大量废渣、废气、废水，以及因农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各种毒物污染，也使各种家畜和水族首受其害。工厂排出的有毒烟尘多降落在牧场饲草之上，最易为牲畜所摄入而引起中毒。中国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为一氟毒地区，在该地距今10万年的古人类遗址中已发现人牙和动物骨骼中有氟中毒病变，但该病以前只限于上述土壤或饮水中含氟量较高的地区。如今则凡有炼铝厂、磷肥厂、炼钢厂、陶瓷厂等排出的含氟废气的地方都常使周围数十里内无法饲养牲畜。至于各种家畜因食入发霉饲料而引起的真菌毒素中毒，如甘薯黑斑病中毒、玉米有毒镰刀菌中毒、玉米黄曲霉中毒等更是屡见不鲜。此外，还曾发生过牛栎树中毒、蕨中毒以及绵羊棘豆草中毒和萱草根中毒等。至80年代初期，中国的家畜中毒疾病已达160余种，其中植物中毒40余种。有些微量元素不足时可以引起营养缺乏症，过量时也可引起中毒。有些工业和农药残毒可以贮集于畜产品中，有些真菌毒素例如黄曲霉毒素不仅能使动物致癌、致畸和破坏免疫力，还都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类健康。
生态失调疾病增多动物在天然情况下有时也有生态失调现象，但工厂化饲养却使生态失调几乎成为一种经常状况。这主要是由于家畜被禁锢于拥挤狭小的畜舍和笼圈，与自然界隔绝，缺乏运动和游憩的场所，被剥夺了与阳光、雨露、草场、溪水接触的条件，失去了自由觅食、沙浴、振翅、互相依偎、舐吮、斗戏和自然交配等机会。它们只能靠人类提供的有限空间和所谓全价饲料，实即单调的食谱而生活，却要为人类生产高额的各种产品。这样一种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对家畜的行为和习性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使各种生态失调疾病增多，表现为畜舍疲惫、刻板症、互相啄咬、同类残食等，终致繁殖率下降，产量减少，寿龄缩短，经济效益低落。
动物疾病研究与人类健康动物疾病的研究虽然主要为了减少疾病对家畜的危害，从而保证畜牧业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对医学的进展起过巨大促进作用，对人类健康直接作出过许多重要贡献。例如近代医学上最早证实的细菌性疾病是动物炭疽(1878)，最早证实的人和动物的病毒性疾病是牛的口蹄疫(1897)。首先发现的昆虫传播的疾病是牛的得克萨斯热(1893)，其后才发现蚊传播疟疾和黄热病以及虱、蚤传播斑疹伤寒。更为突出的例子是E.琴纳于1796年发现牛痘苗可以预防天花，从而使人类通过种痘，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消灭了这种可怕的传染病。L.巴斯德于1882～1885年创制预防炭疽和狂犬病的疫苗，使这两种严重的人畜共患疾病受到了控制。R.柯赫于1882年证实人和动物的结核病都是由他所发现的结核杆菌所致，并接着制成结核菌素，用以诊断人和牛的结核病。继而法国的医学家A.L.C.卡尔梅特和兽医学家C.介朗从一株牛型结核杆菌培育出卡介苗(BCG)，对防治人的结核病作出了杰出贡献。1911年，F.P.劳斯最先证明使鸡胸肌中的纤维肉瘤传递于另一些鸡的病原为一种病毒，乃发现病毒致癌的先驱。阐明人类流行性感冒来源的依据也来自对家畜和鸟类流行性感冒的研究，近年兴起的遗传工程疫苗，也是首先在牛的口蹄疫上研制成功的。同时，主要服务于防治群体疾病的兽医学，对公共卫生也有启发意义。除此而外，动物疾病的研究还从下列各方面协助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动物疾病作为人类疾病的预警系统动物在某些人类疾病，特别是营养缺乏症和中毒疾病容易发生的地方，也常有同样的疾病，而且发生于人患病之前，或比人更为严重，故可作为人病的预警。如近年来发现中国家畜患缺硒症的地方，恰好也是人类克山病的发病地区，这就为克山病的病因和防治提供了重要启示。20世纪50年代发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水俣病，首先是由兽医师在当地病猫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查出，然后确定人病的诊断的。另如农药、化学药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环境污染毒物的中毒，也常先表现于家畜而后发生于人，因而有助于人类对这些疾病的监测。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塑造已知至少有 300种人类疾病可以用动物作为模型来研究其病因、病理、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患者的抗病机理以及诊断和防治方法等。如可以用猪研究动脉粥样硬化和风湿性关节炎，用猪和猴研究消化道溃疡，用牛和猪研究卟啉病，用牛研究妊娠中毒，用狗研究胰腺炎、湿疹、瘙痒以及用多种动物研究青光眼、龋齿、牙周病、肾结石等。许多药物包括多种抗菌药物（如磺胺、抗生素）、抗疟药（如阿的平、伯氨奎）和驱虫药（如四氯乙烯、吡喹酮）都是先在动物模型疾病或自然病例验证其疗效后才应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的。
比较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兴起比较医学是医学和兽医学的交织点，故有人称之为“广义医学”。它以兽医学的知识、技术和资源为基础，通过人类与动物的解剖、生理、病理、病象、免疫机理以及疾病流行规律和诊断治疗方法的比较研究，为医学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料，促进医学基础和临床学科的发展。兽医学在遗传缺陷、致癌物质和残留毒物试验、实验用动物学、实验外科、器官移植、人造器官等生物医学方面的作用正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宇航医学中，动物疾病和兽医技术更是无可代替的研究手段。
- 参考书目
- C. W. Schwabe， Epidemiology in V eterinary Practice，Lea & Febiger，Philadelphia，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