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angzhou cipai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仚”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