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将直觉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既通过把握丰富的经验材料来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创造性思维。柏格森认为“直觉”的根本意义在于，认识动态的实在只有依靠“直觉”。“直觉”能使人们自身置于对象内部，以便与其中无法表述的、独特的真实性相互融合。
直觉主义强调直觉认识的可靠性，坚持直觉优于理性的观点。叔本华、伯格森，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布拉德雷、克朗纳、克罗齐，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等都是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叔本华认为，人的直觉能够克服理性的弱点；通过自我反省，致力于对对象直观并消融其中，全部摆脱个性局限，作为纯粹无意识的主体沉浸于冥想，直接领悟神秘意志。在新黑格尔主义中，克罗齐给了直觉以独特的地位，从“精神哲学”理论体系出发，把知识划分为直觉知识和逻辑知识两类，直觉认识是逻辑认识的基础，而逻辑认识高于直觉认识。胡塞尔也强调直觉在认识中的地位，提出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与理性的逻辑思维相对立；要求取事物绝对的本质就必须依赖“本质的直观”。它是一种自我意识活动，是对现象作本质的洞察。直觉主义理论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片面性，看到了人类认识活动中主体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强调了对事物作整体的研究，把握事物内在本质的重要性，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丰富了认识的内容，在认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直觉主义在学界产生着广泛影响。数学基础研究中，直觉主义者在发展直觉主义数学的过程中建立起“直觉主义逻辑”。该理论认为：“直觉主义逻辑”与传统逻辑很不相同，认为数的认识不依赖于逻辑和经验，它的唯一来源是数学思维中所固有的一种带构造性的直觉，因而否认排中律的普遍有效性，否认非构造的存在性证明。三十年代，从歌德尔讨论了数学的一致性问题开始，数学界开始了对确定性的全面质疑。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把数学看做是心智的自由创造。它是以自明的原始概念，既“原初直觉”来构造数学对象。数学概念嵌入人们的头脑先于语言、逻辑和经验。决定概念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的是直觉，而不是经验和逻辑；形式逻辑这样构建起来的体系，仅仅可以作为描述规律性的手段而存在，根本不能作为数学的基础。他在维也纳的演讲中说：纯数学没有确定性的语言。
随后，维特根斯坦重新研究了这些论述，并用若干数学的或其他的例子加以证明，以建立自己有关“不确定性”的观点。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结构上的普遍性、推理和法则，不能决定任何行动。在能够为人类的行动提供内在辩护的意义上，人类不能先验地知道我的意志。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试图建立了自己关于布劳威尔关于意志转达不确定性的观点。这些研究为说明数学等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奠定了基础。
对数学存在性问题的研究不仅影响到数学本身，还波及最为生机蓬勃的自然科学。因为，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全都是数学化的；而随着数学直觉主义的确立，被认为是精密科学方法的公式化：演绎法，也有缺陷。科技发展史也表明，人类的许多重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直觉和灵感思维。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多次指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规律……要通向这些规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对经验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在谈及数学工具的时候，爱因斯坦认为：只要数学的命题是涉及实在的，他们就是不可靠的；只要它们可靠，他们就不涉及实在。
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从某种角度上看，管理科学是一门比数学接近实在的科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管理学家关注直觉在管理科学中的体现和对直觉的把握。2O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经济和管理学家熊彼特指出，“个人的直觉与力量”——即瞬间洞察与解析，是企业成功的钥匙。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和清水龙莹将瞬间洞察和解析认为是“第六感”，是日本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时间取得显著成功的重要因素。清水龙莹提到他再197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那些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着重总裁第六感的企业，多半比那些着重可观信息的企业表现得更好……他们通过经验发展出高度灵敏得直觉辨识能力。詹姆斯·柯林斯和杰瑞·波拉斯说明了美国企业如何在直觉的引领下改变战略，走向成功。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研究了四家成功企业，说明管理学家的直觉在改变组织结构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在管理科学中，我们应该给予直觉研究以高度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