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不平常又颇有争议的人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其最大的罪案，始终难逃干系，但他一生无论读书、理家、治军、行政，均有建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作为一个文弱书生，为了能力任烦剧、身膺艰巨，曾氏也非常注重身体锻炼和身心保健，他一生中对体育养生之法作过不少的探讨和实践，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养生之道。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他师法“曾文正（曾国藩）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这说明曾氏的养生之法对后人有很重要的影响，对今人有借鉴之作用。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双峰的一个山村。他自幼聪颖好学，热衷功名，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可见，他的读书科考之路是较为平坦的。他虽然饱尝了“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艰辛与孤寂，但那时由于年轻，还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文弱会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影响。只是他读书太过于清苦，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大概是因为体质过弱，用脑过度，已经患上了现在所谓的神经衰弱症。以后由于他承担的事务愈来愈烦剧，这一症状成了一生都困扰他的痼疾。他也因此认识到了保健身体的重要性。他在致弟函中说：“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者，恐用心大过，足以疲神也。”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曾国藩大病一场，据其年谱载，他“病热危剧，几不救”。多亏同他一起住的好友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加上另一个好友吴廷栋认真的诊疗，到了八月，病情暂缓，九月才大愈。病愈后，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此后，逐渐形成了他的体育养生观：
首先是身心同养，“动”、“静”兼用的保健观。他说：“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君逸即养心，就是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追求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崇尚道家的养生思想，注重“静”、“节欲”，通过精神修炼达到养生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此为静的养生之道。臣劳，就是身体四肢要经常锻炼，常常运动，处于一定的劳累状态，才能筋骨常健，吃得香，睡得甜，身体才能保持健康，这是动的养生之道。由此可见，曾氏的养生之道，既重视心理的健康，也注重身体的锻炼与体质的增强。
其次，重视自然调养，增强自身免疫力，反对用药妄施攻治的诊疗观。曾国藩自小受祖父“不信医”训诫的影响，反对身体不适，动辄用丹药治疗。他说：“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人们对庸医误人的一种心理反映。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崇尚无为，他的养生观也崇尚无为，注重自然调养。庄子在其所著的“养生主”中专论养生之道，并借“庖丁解牛”为喻，说明养生须“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曾氏对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到的体会。这可以说是曾氏养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劳顿身心、强健筋骨的锻炼观。曾国藩一生颇以心力劳苦自任，做事认真踏实，亲自实践，自创“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等五到之说。他以勤自励，以苦为乐，说：“君子有三乐”，把“勤劳而后憩息”作为三乐之一。他认为“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愈明”。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大局维艰，他认为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其主子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康泰。所以，他直到临死前给儿辈的遗嘱中，尚以“习劳则神钦”一条相诫。他说：“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增智慧而长才干。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勤则寿，逸则夭。”可见，勤奋做事，心力劳苦，是他一生努力实践的锻炼观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