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iduo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部分与整体、一般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一对范畴。最早明白地以“一多”作为一对范畴使用的是佛教华严宗。在华严宗哲学体系重要部分之一的“十玄门”中，就有一门称为“一多相容不同门”。华严宗关于“一多相容”的论证十分烦琐，简要地说：
（1）指总体与各部分的关系，总体包含各部分，叫做“一即具多名总相”；各部分不同于总体，叫做“多即非一是别相”。
（2）指某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相互包含的关系。即所谓“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其中又细分为各种情况的一多关系。如一物与万物之间的一多关系，同一物体中一部分与其他各部分的一多关系等等。这是华严宗发挥得最充分的部分，它以此为其“事事无碍”的理论作论证。
（3）指理事的关系。理是一，事是多。两者的关系是：“一一事中，理皆全，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以理无二故”。因此，“以一理对一事多事，相望齐遍无碍”。这里涉及到一般和个别、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华严宗大师们在说明此问题时经常引用《华严经》所说的：“法性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所谓理一而全体入于事的思想，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观点有一定影响。华严宗关于一多相容的思想，是围绕着该宗的基本教理，即无尽缘起、圆融无碍展开的，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和鲜明的佛教神学玄虚、烦琐的特点。
在先秦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思想家也都探讨过相当于上述第三方面的一多关系问题，但都是用“一”与“万”、“寡”与“众”或“少”与“多”等概念表述。讨论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1）从宇宙生成论方面讨论万物的共同始源及其化生、繁衍过程。如《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宇宙的演化是由“道”生出“一”，然后分化、繁衍为“万”的过程。关于《老子》讲的“一”，后世学者理解不同。联系《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句，有人认为“一”相当于“有”。《庄子·知北游》中释“一”为“气”，说“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淮南子·诠言》中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将“一”与“道”等同。河上公《老子注》中，以“太和之精气”、“元气”释“一”，同时认为“一”是“道”之子。王弼《老子注》以“无”释“一”，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还有以“太极”，以“元”等释“一”，与万物相对待，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元犹原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但他没有说明“元”的性质是什么。后汉何休则明确解释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公羊解诂》)。北宋邵雍以太极为一，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又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观物外篇》）。他以数之二倍法，构造出一套由一至万的宇宙生成理论。周敦颐亦以太极为一，通过阴阳、五行构造了由一至万的宇宙生成理论。他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图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2）从本体论方面讨论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或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王弼认为：“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老子注》三十九章）。所以说:“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论语释疑》）。王弼这些说法，都是从他的举本统末、“守母以存其子”的根本观点推导出来的，强调多样的事物必需有一个统一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家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如二程就反复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理”，故“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朱熹则有更为明确的论述，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70）。又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朱子语类》卷18)。这些都是以“一”为本，以“万”为末的。王夫之也十分强调“一以统万”，他不同意《老子》“道生一”的观点，认为“道一而已矣，一以尽道矣”，“一该万矣，万为一矣”。所以他说“一以统万，达天者也”，“天居一以统万，圣合万而皆一”。这是以道释一，以天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