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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见图)。

周公东征鼎铭文拓本

宋代人创立金石学,研究金和石上的铭刻,金以铜器为主而不限于铜,古今一切金属物品上的铭文皆在收集之列。这样,内容杂乱,没有意义。清代吴式芬(1796~1856)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 《捃古录金文》一书。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看有它的合理性,符合一些学者的要求,而且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1916年邹安编印《周金文存》,也是资料多,印刷好,风行一时。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印《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郑州市白家庄出土饕餮纹罍上有龟字,陕西省岐山县京当村出土戈上有字,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出土鼎和爵上皆有龟字,这类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公元前15世纪~前220年),约1200多年。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录》等,皆摹写铭文、作出考释;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皆有释文和考证;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皆按照韵部排列,颇有创见。清代学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发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材料不断增多,释文考证时有可观。1937年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铭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没有释文。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许瀚《攀古小庐金文考释》,吴大澂《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金文的年代长,使用的区域广(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方),材料如果不整理清楚,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例如: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铜器过千件,有文字者数百件。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妇好墓,出土铜器数百件,有文字者在百件以上。这两批铜器相距千年,差异很大,铭文掺在一起统称金文,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1917)说:“搜周世韵语见於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中有杞、鄫、许、邾、徐、楚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与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讫战国,亘五六百年。”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只是工作量太小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1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可惜规模不大。此后50多年来发现有铭文的铜器数千件,还没有学者整理和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 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虽不一定准确,也相差不远。这些字多半可以和《说文解字》相对照。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有甲骨、石刻、竹简、帛书、玺印、货币等,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见彩图)

西周毛公鼎铭文

金文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成绩也不一而足,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是其中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