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

[拼音]：minzuxue

[外文]：ethnology

民族学主要介绍了民族学资料的积累、民族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民族学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和著述、苏联的研究成果、西方民族学及其流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类新思潮、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学派思潮、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新心理学派思潮、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的民族学、为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贡献了力量、大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等方面的内容。

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

“民族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εθγos〔ethnos(族体、民族)〕和 λóγos〔logos(科学)〕两字组成，是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英文的Ethnology、法文的 Ethnologie、德文的 Vlkerkunde、俄文的Этнография，都是民族学的意思。英国的 “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的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与民族学相近。

民族学资料的积累

远在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世界各国就有许多关于不同民族情况的记录。古埃及第19王朝的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族的图象。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古代帝王的铭文，也有许多民族情况的记载。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希腊、波斯与西亚各国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是研究这些地区民族学的重要资料。雅典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希腊史》一书，也有关于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论述。古罗马独裁者G.J.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古罗马帝国史学家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两书，有大量的关于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记载。至中世纪，在一些学者、旅行家、僧侣和商人的著作中，有关于欧洲、地中海沿岸、东亚和南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较详尽地记载了中亚、中国各地区和南亚各族人民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丰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从出土的殷商（公元前1766～前1122）甲骨文中，可以约略地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民族名称，以及他们的生活、礼仪、祭祀和战争等情况。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关于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风土习俗的记载更为丰富。秦汉（公元前221～220）时期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几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观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中国境内若干民族的情况，编入其名著《史记》中。后来历代官书都按此范例编纂，因此有关汉族和其他各族的资料，在二十四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一些学者早就开始撰写各类有关民族的著作。汉、唐时代(公元前206～906)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等，即著名几例。以后历代的地方志、族谱家传以及文人的游记、笔记和文集，也描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历史上许多建立过国家或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数民族，还用本民族文字或汉文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生活。此外，中国各族人民很早就同四周邻国各族人民有友好往来，对于北方、东邻以及西部丝绸之路上的国外各族，史书都有所记载。东晋僧人法显于公元399～412年遍访印度、斯里兰卡、爪哇岛等地，游历30余国，写成《佛国记》。唐高僧玄奘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钻研佛经十余年，撰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1433年间，7次下西洋，远航非洲东岸、红海、伊斯兰圣地麦加以及南亚、东南亚30多个国家，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都是研究亚、非古代国家史地和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

在15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各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等，对所见到的各地区各民族的风貌作了报道和记载。1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民族学先驱的著作，如法国天主教神甫 J.-F.拉菲托著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认为当代印第安人与亚、欧一些古代具有高度文化的各族之间，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18世纪中叶至末叶，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又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一些先进学者特别是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了论证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况的见解，广泛地利用了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学材料。但是，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民族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

19世纪中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区寻找原料和市场。为了扩大殖民地，统治当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研究殖民地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为适应当时的需要，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如1839年法国的“巴黎民族学学会”，1842年美国的“美国民族学学会”，1843年英国的“民族学学会”，1869年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协会”等。这些机构陆续组织了一些考察队或探险队，到殖民地和边远地区的落后民族中进行调查研究，除了详细记录各族人民的现实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之外，还搜集了各种文物作为研究资料。此后，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逐渐成为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搜集和展出民族文物发展到建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学的产生

就在19世纪中叶，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他们在以C.R.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思想，从而被称为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L.H.摩尔根、英国的E.B.泰勒、J.F.麦克伦南和瑞士的J.J.巴霍芬等。他们认为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尽管不同，但都遵循着相同的途径前进，都经历过或将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K.马克思和F.恩格斯读过这派学者的很多著述，对他们的立论题材有不同程度的褒或贬，但对其认为社会向前进化发展这一共同点，都采取了称赞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建立理论基础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阐明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代之而起，就着重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虑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这样才能了解社会现象全面的发生发展过程。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还提出决定人类历史关系的三个因素：第一，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二，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所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第一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理论，并将其归纳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亦即种的蕃衍的唯物主义原理，并在全书中贯串了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下了经典性的定义。Β.И.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建立科学的民族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和著述

马克思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天起，对于民族学的著述，特别对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就予以高度的重视。马克思对受到侵略、压迫和歧视的民族，如诸犹太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印度人、中国人等，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并用阶级观点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发现了许多研究原始时代的有价值的民族学论著，经过他分析摘录的目前已知的有摩尔根。J.B.菲尔、H.J.S.梅因、J.拉伯克、J.W.B.莫尼、R.梭姆、E.霍斯皮塔利尔和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马克思最赞扬摩尔根的论述，认为《古代社会》（1877）一书尤为重要。摩尔根是进化学派的杰出人物。他把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看作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指出了氏族制度（见原始公社制）在原始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它的共产制的性质，并谈到了当时社会的未来改造，从而达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将《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调整了书的结构，补充了必要的材料，加上重要的批语和评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摩尔根著作的价值。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及马克思若干篇民族学笔记（见荷兰L.克拉德的《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光辉论著。

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写信给德国K.考茨基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443页）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专门著作，联系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义，并把这看做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于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在1884年问世。他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摩尔根提供的事实资料，加上自己对欧洲古代一些民族历史所作的研究和新补充的材料，对原始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做了透彻阐述，特别着重在经济方面的论证。恩格斯所详细论证的是原始时代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崩溃的过程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历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却在于指出当代阶级社会必然将被改造成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依据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写成的民族学论著，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了宝贵的民族学遗产，树立了研究原始社会的光辉典范。恩格斯还着重提出：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大分裂，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奴隶制和近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这些论述为民族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应是民族学研究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法国工运活动家P.拉法格用大量事实所写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是比较优秀的民族学作品。

苏联的研究成果

在列宁、И.Β.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它表现在：

（1）把原始社会史作为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苏联民族学的贡献。苏联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认定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广泛地把世界各国有关部落和部族的材料结合起来，比较科学地表达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图景。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历史民族学的研究。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综合调查队，把民族学和人类学、考古学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专著和调查报告。

（3）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所搜集的世界各洲民族志的材料进行了综合研究。

西方民族学及其流派

西方民族学首先创立的是进化学派，已如前述。当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流行，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支持的摩尔根的学说，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西方一些学者千方百计寻找论据企图证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极力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反进化论的流派便应运而生。

传播学派

最初出现的是传播学派，又分成德、奥文化圈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前者以德国的R.F.格雷布纳、奥地利天主教神甫W.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极其有限，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中心地区一次产生，然后传播开来。后者以英国的G.埃利奥特-史密斯及其学生 W.J.佩里为代表。他们宣称各种高级文化因素都是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尼罗河传播出去的，宣传泛埃及主义。由于这种理论缺乏科学事实根据，后来没有被人继承下来。

历史学派

继传播学派而起的是美国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F.博厄斯（旧译鲍亚士），其他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如A.L.克罗伯、R.H.罗维、E.萨皮尔、C.威斯勒、A.A.哥登卫塞等人。博厄斯主张单纯地描写具体的文化和传播过程，不作理论概括。他的门徒公开打出反对进化论的旗帜。罗维写的《原始社会》（1920）全面否定和攻击摩尔根的进化学说；他写的《国家的起源》(1929)直接反对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该学派虽然对传播学派也采取批评态度，但基本上接受传播理论，因此，学术界一般把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合称为文化历史学派(Cultural-Historical School)。

社会学年刊学派

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学年刊学派，与传播学派差不多同时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有É.迪尔凯姆和M.莫斯。迪尔凯姆于1896年在巴黎创办《社会学年刊》，因此被称为社会学年刊学派。尽管该学派不象文化历史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因而还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

功能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了影响颇大的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B.K.马利诺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该学派不重视研究各族人民的历史，强调深入民族社区作全面的现状调查，大力训练和派遣学生们分赴各殖民地作田野工作。在理论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功能作用，认为每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必有它的用处，一个民族社区就是一个整体，必须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而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密切相关。功能学派的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族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心理学派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类新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民族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化学派的态度上有所变化，一些进步的民族学者认识到，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分裂开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民族学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诸如联邦德国以H.马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潮，法国以M.戈德莱厄为代表的 “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潮，美国以M.哈里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思潮和以R.墨菲为代表的“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潮等。同时，也不象从前那样公开反对进化学派了。在美国还出现了维护进化论的新学派，美国民族学界曾为摩尔根恢复名誉，甚至把他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一些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民族学的著作，重新编订、校正、注释出版，有的还写了长篇导论。西方民族学出现的这种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的表现。

其次，战前的那些老民族学派大多衰退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没有定型的学派或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

结构主义学派

以法国C.莱维-斯特劳斯为主要代表。他把结构语言学的音位分析法运用到民族学研究领域。通过分析自然现象之间结构关系的途径，来推导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英国学者E.R.利奇也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该学派的影响达到高峰，后来逐渐有所下降。

新进化学派思潮

以美国民族学家L.A.怀特、J.H.斯图尔德等为代表。他们为摩尔根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辩护，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能量说，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等。

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

以M.J.赫斯科维茨为代表。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具体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会重复，各具特点，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无法比较，各个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共同规律。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

新心理学派思潮

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掀起的小规模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的产物。代表人物有J.怀廷、I.L.柴尔德、R.A.莱文等人。他们在老心理学派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提出了所谓“认识人类学”。该派思潮目前在美国有一定的势力，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这些学派、思潮除了结构主义学派很有影响外，其他基本上局限在某一国家或某几个民族学者的范围内，而且各人的观点也不一致。这种不统一的现象也正是战后西方民族学的一大特点。

西方民族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由于民族运动的深入发展，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越来越多，他们反对曾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服务的民族学家再对他们进行调查，使西方民族学遇到了困难和威胁。上述变化正是西方民族学对付危机的应变想法和措施。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到20世纪初叶，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被引进中国，而且译名很不统一。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就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如林惠祥、凌纯声、陶云逵、徐益棠等。

西方民族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中国的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已传入中国。1924年，蔡和森编写出版的《社会进化史》实际上是介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全部内容。 3年后，李鹰扬又把这部书译出，译题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郭沫若根据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基本理论，于1929年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加以阐释。按郭沫若的说法，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这些译著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切进步思想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和排挤，而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反而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而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因此，新中国的民族学的发展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联系着的。如是，新中国的民族学有其重要特色：

（1）它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民族学，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也加以研究，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

（2）它为革命实践服务，为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贡献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抹煞少数民族的存在，加深了民族间的仇恨和隔阂。不少民族被迫更改、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而当时无法确知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获得平等地位，许多以前不敢说明自己族名的民族，现在敢于公开其民族成分，要求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1954年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有数百个。

为解决数百个名称是否都代表单一的民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识别的任务。民族学工作者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语言学工作者协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原则，对全国提出新的族名的地区和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是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从而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大力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人民政府组织的各种访问团或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况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制订民族政策的科学依据。1956～1958年，全国有关省、区前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地区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参加调查的除民族学工作者外，还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共达千人。中国民族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各调查组从1959年起陆续撰写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多种。1979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组织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陆续编写并出版各种丛书，介绍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

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性质

这是民族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少数民族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占全国人口6%的少数民族，保留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总的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约有30多个少数民族，共3000多万人，保存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更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约400万人保存着早期的封建制度亦即封建农奴制，约100万人保存着奴隶制度，约70万人保存着原始公社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浓厚残余形态。

民族学工作者研究这一课题取得的突出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去判断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勾画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历史断面，并分别不同情况决定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方针与方式。这些研究成果为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保存有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针，即是根据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后，落后民族在本国先进民族帮助下，经过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述确定的。对存在奴隶制、农奴制的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改革，在废除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有制前提下，对其上层采取赎买政策，即在消灭这些剥削阶级的同时，对个人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改革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半封建制、游牧地区的封建制的政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依据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民族学研究也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民族学学科被否定，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以后历年召开全国性的大小学术讨论会，民族学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其中包括民族学研究室或民族学研究组。广州中山大学于1981年成立人类学系，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专事培养民族学人才。民族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当前更着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与此同时，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的学科，除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外，还应该研究汉族，并开展对国外民族的研究，以促进对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加强友好往来。

根据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关系也日益密切，甚至许多问题必须由有关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民族学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等，都要全面加以探讨。这样，民族学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艺术文学等，都发生交叉或边缘关系。各学科间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彼此间交叉的问题，而且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将起新的促进作用。

参考书目

The Rise of Anthropoloɡicɑl Theory

The Ethnoloɡicɑl Notebooks of Kɑrl Mɑ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