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shu Shihuozhi
《汉书》中记述中国西汉经济的专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汉时期(包括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议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货”。中国史书记述经济史实,以《史记·平准书》为其先驱,而《汉书·食货志》继承其重视经济的传统,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况《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班固与其父班彪(公元3~54),同是著名史学家,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在其父遗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经过他潜精积思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食、货概念在《汉书·食货志》里,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班固把食货辟为专志来进行研究,说明他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汉书·食货志》(宋刻本)](/d/bkimg/2022110719/zo53owf1psh.webp)
《汉书·食货志》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食货志》上篇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状况。针对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记述了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积极采纳了贾谊的“积蓄”、晁错的“贵粟”和耿寿昌的“常平仓”等建议,实行了旨在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书中记载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作法,肯定了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特别揭露了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班固这种明确地阐述重食、足食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系统地评论西汉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食货志》下篇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来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上、下二币的情况。至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引起物价腾贵。继而,孝文帝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于是造上林三官钱,以图稳定物价。迨至王莽摄政、称帝,变法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必须本身价值稳定,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也就是说,国家要掌握货币收放之权,使之调剂得当。这样,才能使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但是,自西汉以来,由于伪造严重,货币不稳,统治者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遂进行了不少的经济改革。该篇还详述了桑弘羊的煮盐、冶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分析了这些经济政策的成败原因和利弊所在,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对后世的影响《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中国二十五史中,继《汉书》之后,《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旧元史》、《新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历代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货志》尤为详尽,子目多至20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国家预算)等制度。另外,唐杜佑所撰《通典》,也首列“食货”,专门论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宝间的经济问题。元马端临(约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全书二十四考,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就占 1/3,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考、市考、土贡考、国用考,也是以《汉书·食货志》为范本,将食货问题扩大为八考来进行阐述的。这些表明了《汉书》专辟《食货志》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