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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行易

中国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的认识论学说。中国古代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历来为人们所遵奉。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深感这种传统旧说不但不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反而助长一种畏难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近代之所以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证,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他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导,“则行之决无所难”。据此,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努力以赴,夺取革命胜利“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 “知易行难”之说, 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孙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同时,还极其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知与不知”乃是革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孙中山说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与“知”的辩证关系。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提出,有着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学说也有严重的缺点和局限性。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的知难行易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旧说同样是片面的。孙中山虽重视“行”的意义,认为先行而后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说,不仅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而且为少数“先知先觉者”统治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孙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习练”、“试验”、“探索”、“冒险”等科学研究活动,是对实践活动的狭隘、抽象、直观的理解,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问题,不能正确说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