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ewu zhizhi
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原是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对待。
程朱观点程颐认为，“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他所说的物指一切事物，包括精神现象或物质现象。认为格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做法“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这个从逐渐积习到豁然贯通的过程，包含了关于人类认识的一些合理观点。程颐又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他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是一个体认吾所固有的理的过程。
朱熹在程颐思想基础上，通过为《大学》作格物致知补传，提出了系统的认识论及其方法，他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为认识主体，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为认识客体。他说知在我，理在物，此我、物之别，就是其“主宾之辨”。他认为连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尽，有穷尽之意。他训物为事，“物，犹事也”。其范围极广，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他强调格物，就事物中穷其理，批判了格物即捍卫外物或反身而诚等说法。认为格物的途径有多端，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都有理，都要去格，一事不穷，便阙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便阙了一物的道理。朱熹还强调格物须要有缓急先后的次序，重要的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认为格物的目的是穷理，由具体事物而穷尽其理，不能脱离具体事物。朱熹解释致知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认为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人心本来全体虚明，万理皆具，只因被物欲所蔽，不能自明，经格物而后推极已知之理，以达到万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
陆王观点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因为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只要体认本心，万物之理便都明白了。朱、陆宗旨虽有异，但陆九渊对格物的训释，则有承袭程朱之处。陆九渊说：“格，至也，与穷字、究字同义。”王守仁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他反对朱熹在事事物物上穷理的方法，训格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他认为去不正以归正，去恶从善，就是格。又训物为事，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王守仁强调物只是意之所在，不能离心而存在。因此，格物就是正心，正心就是去掉恶念即私念，以便恢复固有的良知。因此，格物也就是致良知的工夫。他训致知的致为“至”，“致者，至也”。知为良知。致知，并非后儒所说的充广其知识，而只是致吾心之良知。
明清唯物论者的观点明清时的唯物主义者，对程朱陆王的格物说作了批判。罗钦顺认为，王守仁以格物在致知，不符合《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原意，以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而把格物看作格心，都是不对的。他说：“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把穷理看作穷此心，亦不可。批评陆王的格物穷理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类。王夫之出入理学，对理学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认为“格物”就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就是人们进行思辨的理性活动，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学问所得的资料，是思辨活动所依循的基础。如果没有格物，不接触外界事物，就会使认识陷入空想，没有致知，就会被各种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两者必须相济。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应以格物为先，才能对事物的规律有所了解，以便启发心思。如离开格物，而去冥思苦想，便不可能致知。这是对认识过程的辩证说明。但罗钦顺、王夫之论致知，亦有受朱熹影响的一面，认为致知是尽吾心中之理。颜元对格物致知作了新解，他释“格”字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赋予“格”以行的意义，即亲自动手去做，犯手实作其事。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要知蔬菜是否可食，味道如何，必须亲自尝一尝。强调认识和习行的结合，包含有知识来源于实际活动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