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化理论的提出有个过程，既不是从天下掉下来，也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就黄本人来说，也长期受到过经典理论模式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他所称的“规范认识”的局限。即使在他关于华北的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力图综合各家学说之长，建立一种平衡的模式。他提到了过密化（内卷）问题，甚至列为第二编的标题，但并未真正深入分析，而把过密化作为小农家庭化生产中的一种现象。他在著作中与过密化并列使用（如果不说是更多使用的话）的概念是商品化、社会分化之类的大家所熟识的语言。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讲到过的科学革命到来之前的情景，力图用既有理论来解释，力图去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当黄的研究转到长江三角洲时，他原有的努力失效了，为什么高度的商品化没有带来相应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连接，非但没有，反而强化了农村家庭经济？为什么城市的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这些问题很难再用剪贴各种模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出在哪个理论或模式，问题出在各种理论模式共有的前提，即不言而喻的规范认识。规范认识回答不了实证究提出的问题了，“危机”发生了，过密化理论正是在规范认识危机中产生的尝试。它的出现是对既有规范认识的挑战，也就成了对传统理论模式的挑战，它在美中两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成了意料中事。
美国史学界权威费正清教授（JohnKingFairband）在生前最后一本专著《新编中国史》（China:ANewHistory）中，接纳了黄宗智的过密化的基本观点。费的著作的第八章标题就采用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矛盾》（TheParadoxofGrowthwithoutDevelopment）这一典型的过密化理论的提法。尽管费与黄并不属于同一学派，但黄的创见至少也使费感到无法忽视。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1993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千里”的介绍黄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文章。姚锡棠、马敏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评价此书的文章，接着，《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黄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黄的论文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使讨论进一步展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也组织了讨论，并在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了会议的讨论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