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经济学家、计算机和情报工作者…以及普通老百姓完全不理会电子信息论对“信息”概念的限制，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理解和应用“信息”一词。虽然他们不能用数学的方法来度量自己理解的信息和信息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信息交流和赢得诺贝尔奖。
迄今为止，至少有四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把信息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
首届诺贝尔获奖者塞缪尔森获奖的原因之一是他倡导了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指的是：其中股票价格能及时反映公司所有公开信息的市场。该理论认为，大部分市场是有效和近似有效的；由于公司的变化是随机的，利用公开信息投资完全是碰运气；少数人稳定盈利只能靠内幕消息；财务分析和技术分析是无效的，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流行的用?系数度量投资风险的方法也是这一理论的产物。这一理论对理性的投资者毫无用处，其正确性也被理论家自己的行为打上问号——理论家们一方面不承认巴菲特的财务分析能力，而又暗中把钱投到巴菲特管理的公司（参看《巴菲特传》）。但是由于没有好的经济信息测度，以致于人们很难看清有效市场理论究竟错在何处。
阿罗（K.J.Arrow）把自己的一个论文集叫做《信息经济学》，其中讨论的主要是序列化决策、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信息价值、风险控制等问题。他和塞缪尔森一样当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我看来，阿罗和塞缪尔森一样，在别的方面贡献或许很大，但是在涉及信息的问题上却不然。很少有经济学家使用Shannon的信息概念，阿罗似乎是个例外。他的一项在别人看来是非常重大的贡献是：把Shannon熵解释某种信息价值。而在我看来，经典信息论唯一出名的经济学应用原来压根儿就是错的。这一错误也和Shannon理论的局限性有关。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Nash）、泽尔腾（Selten）和海萨尼（Harsanyi）,后者的贡献就是解决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贝页斯均衡——问题。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用函数的确定，怎样根据不完全信息（指以概率预测形式提供的信息）计算决策的期望效用？这仍然是一个未解决问题。如何度量可能有诈的“不完全信息”?这也是未解决问题。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者莫里斯（J.Mirrlees）和维克里（W.Vickery）——这回经典信息论的捍卫者大概注意到了他们的领地如何受到异邦的威胁。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的是：委托人如何用金钱激励代理人或被雇佣者努力工作，以及如何解决被雇佣者或交易中知情的一方隐藏信息的问题。因为这些研究涉及信息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雇佣者不知道被雇佣者知道的东西——所以这门研究也被称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中国有其特别意义。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委托人，厂长经理是代理人。正是由于国家对厂长经理们没有适当的奖罚制度，使得贪污腐败丛生。中国近年来发生的许多重大机构亏损事件也都和奖惩制度不当有关。亏了个人不承担责任，而嬴了个人可分得好处，这就鼓励了个人为机构交易时甘冒风险。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为适当的奖惩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然而，这一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信息概念在这一理论中是相当模糊的；象在博弈论中一样，效用函数也还是个未解决问题。
90年，马科维茨（H.M.Markowitz）、夏普（W.F.Shape）和米勒（M.Miller）因投资组合理论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也和信息有关。他们提出的有效证券组合就是在给定不同证券收益的联合概率分布（信息）的情况下求使收益和风险达到某种优化水平的组合。这一理论较为实用，但是也不尽理想，比如它并不提供最优的投资比例，所提供的风险测度在许多情况下也违背常理。
经济信息理论的辉煌后面也包含了无奈：没有哪们学科象经济学那样使用那么多先进的数学工具，也没有哪们学科象经济学那样没用；经济学家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如何赚钱。当然，这是言过其实的，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不够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