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拼音]：Dai Wangshu

现代诗人。笔名艾昂甫、江思、蠖庐等。浙江杭县人，出身职员家庭。在杭州宗文中学求学时即喜爱文学，与杜衡、施蛰存一起切磋诗歌艺术、办文艺刊物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此时文学爱好上接近法国象征派诗歌，如魏尔兰等人的作品，这对于以后他的诗歌创作起了重大影响。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璐》旬刊上发表诗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参与革命宣传工作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避离上海，至江苏松江。后到北京，结识冯雪峰、李霁野等人，并在《莽原》上发表诗作。1928年回上海，此后全力从事文学著作和编译工作，开创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里程。诗集《我的记忆》(包括《旧锦囊》、《雨巷》、《我的记忆》三辑) 于1929年出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时，曾翻译、介绍苏联的作品和论著。其中《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为鲁迅、冯雪峰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即为成员。但后来对某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与左翼作家有分歧。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此时编定诗集《望舒草》（收《我的记忆》集内部分诗作及此后所发表新作，并附《诗论零札》一文），于1933年8 月出版。1934年曾去西班牙旅行，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1月，诗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孤岛”继续著、译，后于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并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在香港期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占领。他未及撤退，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很大损害。他在抗战爆发后所作诗歌后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进行著、译、研究等工作。1948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受国民党政府通缉，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达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1950年2月8日因病逝世。他被称为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胡乔木《悼望舒》，195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戴望舒的创作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收集在《我的记忆》集的《旧锦囊》、《雨巷》两辑内，这时诗作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具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等的影响，《雨巷》一首为此时期的代表作，诗作在对江南雨中小巷的抒情中，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青年的压抑心情，受到人们注意。当它在《小说月报》发表时，叶圣陶赞许作者“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第二阶段的创作包括《我的记忆》集内《我的记忆》一辑、《望舒草》的全部以及《灾难的岁月》集的前几首。此时较多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耶麦、保尔福尔等人的影响，本人经过创作实践，也对诗歌艺术建立了自己的见地。诗集《望舒草》中的《诗论零札》反映了他此时对诗歌的理解。如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即不同于他第一阶段的创作，不同于魏尔兰，而接近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观念；又如对待韵律和形式，他反对“削足适履”或“选择鞋子”，而主张“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即强调独创。总之，这一阶段诗歌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他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使他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派”(指主要以《现代》月刊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并形成了相近的艺术倾向的一部分诗人)的代表，较早就在中国出现的象征派诗歌创作从神秘难懂到此时的为人理解或欣赏，有他的重要劳绩。但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绪等都还有较明显的局限。一些论者，包括他的友人，曾指出其作品中“消极”、“狭窄”、“幻灭”、“陶醉”等因素。这既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一些有才智的青年的个人不幸、徘徊和忧郁，也显现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第三阶段的创作，指《灾难的岁月》集里的大部分。抗战开始后，他的诗歌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1939年《元旦祝福》一诗祝福祖国和人民，渴望自由解放。1941年在日寇监狱中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对祖国的解放区怀着深情。现在见到的最后一首诗《偶成》，对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呼唤着“生命的春天重到”，“象花一样重开”。这三个阶段创作的发展，正反映了一个正直的、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而艰辛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