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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问题

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亦称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哲学的最高问题。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称为二元论,它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著名代表。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D.休谟和I.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们是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者。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只有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可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也只有坚持世界的可知性,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

(1)认识,即思维反映存在;

(2)实践,即思维改造存在。人类从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自己的思维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贯串于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问题,也是作为人类活动经验最高概括的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史上的表现形式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灵魂和肉体、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知识贫乏,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无法解释做梦等现象,就把它看作是灵魂的作用,并认为灵魂在人死时离开了身体而继续活动,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人类探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到了奴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产生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成为哲学探索的基本问题。尽管这一基本问题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它贯串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讨论。孔子讲天命,主张天有意志和意识,是世界的主宰,即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管子则认为物质性的精气和形气是万物的本原,表露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荀子还针对孔子等人的天命天志说,提出了“戡天”、“制天命而用”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两汉时期,天人关系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世界观;王充则坚持天地皆“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魏晋时期,与天人问题直接相承的有与无问题,是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王弼以无形的、超越一切的绝对的“无”为本,认为精神是存在的本原,表现了唯心主义思想。裴主张崇有,认为有是根本,认为物质存在是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宣扬神不灭论,形神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范缜针对神不灭论提出神灭论,创立了形质神用的学说。神灭神不灭之争是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种形式。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强调天人不相予、天人交相胜, 反对 “天”能“赏功罚恶”的唯心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学说。宋朝以后,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理”与“气”、“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史也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感觉和思想是由物体投射出的影像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和心灵而产生的。他以朴素的形式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柏拉图则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客观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认识则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他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唯心主义的回答。

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宗教占统治地位,哲学基本问题被掩盖在神学的外衣下,但一切重大哲学问题的争论都没有离开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就是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生产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的统治,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精神先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先于精神?近代唯物主义者们为了批判宗教神学,还从理论上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指出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虽然在他们的论述中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但是近代唯物主义者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已经不象中世纪唯名论者那样通过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反映出来,而是以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的形式清楚地提了出来。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加速了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分化,使哲学更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注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出和研究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真理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促使哲学家们更注意研究探求真理的方法,研究主体如何反映客体的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即过去研究不够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时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德国古典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在全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开始把这个问题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不但研究思维和存在谁是根源、谁是派生的问题,而且研究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如何反映存在以及思维的能动作用问题。有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G.W.F.黑格尔提出,现时哲学观点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L.费尔巴哈也提出,精神对于感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黑格尔、费尔巴哈虽然没有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却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原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科学原理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已经有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已经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他们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并把实践的观点纳入认识论,彻底驳倒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从前的唯物主义把意识对物质的反映看作是消极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把意识和物质混为一谈。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肯定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从属于物质,而且强调意识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力地反驳了唯心主义,也纠正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晚年总结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40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1)它是揭示哲学发展规律的指南。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决定着一个哲学体系的根本性质。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以及对它们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正确的标准。在哲学发展史上,不管哲学派别多么错综复杂,只要以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为指导对其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这一基本线索以及在两军对战中辩证唯物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趋势,从而指导人们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2)它是揭露唯心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竭力回避和抹杀哲学基本问题。他们或者认为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已经“陈旧”、“过时”了;或者认为这一问题超出人的认识能力,是在经验中不能证实或否证的“形而上学”问题;或者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只是语义上的分歧,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有的还提出要用“实证的事实”,“中立的要素”等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概念代替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把自己装扮成超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最新的”、“科学的”哲学。但是,人们只要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原理对它进行剖析,就不难发现这些烦琐语句的背后,实际上坚持的是从感觉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所谓“中派哲学”不过是唯心主义的伪装而已。还有一些唯心主义者,歪曲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提出凡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就是唯物主义,凡是向往“美好世界”、“高尚理想”的就是唯心主义,企图搅乱哲学阵线,以便偷运他们的唯心主义。

(3)它是实事求是路线的哲学基础。从实际(存在)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思维)出发,反映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作了生动的运用和具体的发展。

参考书目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6章,第4、5节,结论第4,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