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府步入制度变革进程，过去纯粹的计划型政府正向市场型政府转变，决策集权型政府向民主参与型政府转变，单一权力中心的政府治理正向权威分散的多中心政府治理转变。其中，多中心治理方式的萌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它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过去唯一的权力中心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以及政府还权于社会。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地方自主治理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府系统治理变革不断深化。
吴敬琏认为，制度重于技术；邹东涛认为，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田忌赛马之所以能取胜，从某种意义上引申来讲，就是制度变局的效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及转轨时期，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挥棒，多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因此很多曲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按市场的旋律谱写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内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而我们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人”。显然，“政治人”在经济行为背后，有自己观念心态与利益趋求。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些现代化硬件，因其外显性与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故“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比如，城市基建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来自何处?无非是靠向银行贷款，靠向农民收钱。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督的情况下，就难以避免承包商以贿赂形式争取承包权。索取这种巨额且隐蔽的贿赂或是“政治人”实现政绩背后的利益动机。但将那么多银行贷款凝固在“现代化样式”的钢筋水泥中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需要我们梳理清楚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旧的计划体制已经崩塌，在旧体制废墟上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新体制还不完善。这种转型期的过渡性制度，尚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人的利己利人行为，也不能充分有效地遏制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行为。因此，转型期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失范状态是不可避免的。
制度的不成熟，决定了处在这个制度环境中的个人理性行为，一方面开始受到新制度、新机制的引导；另一方面，在制度真空和有制度缺陷的地方，会更多地采取非合作博弈方式，依靠实力、谋略甚至是欺诈、强权和暴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的秩序，部分地依赖非制度均衡来维持。
在市场竞争中，市场机制一方面强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和竞争行为，促使他们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使他们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另一方面，无序竞争、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各种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泛滥，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同时，防假打假、防伪自卫的意识和行为也在成长，成为抵御损人利己行为的抗衡力量，由此实现了新的市场均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产权、人性、效率，是制度分析的三个核心概念。产权和产权制度、人性和人的行为、行为效率和制度效率，是制度分析的三个核心问题。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产权制度决定人的行为特征；人的行为决定制度效率；效率改进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再改造人的行为。三个核心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循环互动因果关系、依存关系和运行机理，就是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追求人的幸福和人的发展，是贯穿制度分析始终的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