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alanxi xuepai
[外文]：French school
通常指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M.格拉蒙(1866～1946) 和A.梅耶在法国建立的语言学学派。他们二人是第一代。J.房德里耶斯和M.柯恩是第二代，E.班维尼斯特(1902～1977)和A.马丁内是第三代。格拉蒙和梅耶的特点是主张研究语言演变要注意心理生理因素，并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到了后来，这一派的成员已经向多方面发展，再也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队伍了。
格拉蒙和梅耶由1881～1891年受教于瑞士语言学家F.de索绪尔，还受到方言地理学家J.吉耶龙(1854～1926)和语音学家J.P.卢赛洛(1846～1924)的影响。他们的学说与德国的H.舒哈特、丹麦的O.叶斯泊森有某些共同点，而对德国的新语法学派则有许多不同意见。
1895年，格拉蒙在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语言演变有生理心理原因，不可忽视。在语音方面，如拉丁语“预言家”d嫃v嫃um(有两个相同的元音)变为法语 devin（第一个元音变为e），这是一种异化作用，有心理因素，不能用新语法学派那些“定律”来说明。另一位法国学者L.鲁德也指出，语义也会有历史演变，如“热”指温度，本与颜色无关，可是后来深红、深黄也称为“热色”，这是因联想而变；又如法语 pas这个词本来没有否定意义，但是由于常与ne（不）连用，结果自身也取得了否定意义，这是因搭配而变。以上这样的演变，各种语言都有，应从心理生理方面找答案。
梅耶认为，词义演变是心理过程，但是原因是社会性的。他把词义变化分为 3种：一是因为社会生活不同，一个词所指的事物有所改变，如 plume本指鹅毛，后来变为指书写用的笔；二是一个小集团的专用语变为全社会的通用语，如法语 arriver本是水手用语，专指船已到岸，后来变成“到达”，不论是谁都用，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用；三是上文所说的 pas这个词，它的意义起变化，全是词语搭配的结果。
梅耶认为，语言是社会行为，是“社会事实”。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进步使人们的抽象思维随之进步，因而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综合性的语法形式逐渐消失了，而与抽象范畴符合的语法形式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还更加发展。例如古印欧语名词中的性别，本来是有意义的，如长果子的“ 树”是阴性的，长在树上的“ 果子”是中性的，“脚”常在活动，走路，是阳性的，“手”常在接受东西，是阴性的。可是到了后来，原有的意义消失了，名词性别就毫无系统，说不出其所以然来。
梅耶注意语言的社会性，自然对各种语言的外部社会历史感兴趣。他用心研究语言作为社会事实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他所著的希腊语史和拉丁语史，可以作为这种研究的典范。
法兰西学派致力于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梅耶认为，要证明两种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最重要的是研究其语法形式。语法形式的证据最可靠，因为音位排列的方式和语法功能的表现，如果在许多情况下两种语言都相同，那必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各种语言中，语法形式相对应，并不意味着音位序列必然相同或相似。例如亚美尼亚语“二”是erku，这与 拉丁语“二”duo在音位序列上并不相同；但是亚美尼亚语的erk-与印欧语系许多语言的dwi-相对应，而dwi-又与拉丁语的 duo相对应，可见亚美尼亚语的erku与拉丁语的 duo同出一源，即这两种语言在远古时代有共同的祖先。
格拉蒙和梅耶都是索绪尔的学生，索诸尔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们也一致赞同。现在人们一谈到语言系统，就必然使用“ 音位”、“ 系统”、“结构”等等术语，可是这两位先驱对这些术语都没有下过严格的定义。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的，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音位学家。梅耶死得早些，20世纪30年代就去世了；格拉蒙活到1946年；房德里耶斯活到1960年，他们对于语言学界新学说都不拒之门外。
1950年后，法国语言学界百花齐放。班维尼斯特和柯恩注意文化和社会，马丁内讲语法功能，B.波蒂埃讲结构和意义，O.杜克罗讲逻辑，L.特斯尼耶尔 (1893～1954) 讲分布和转换，P.基罗则运用统计方法。语言研究已与多种学科结合起来，法国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更加精细和复杂了，但是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