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Smith）关于经济进化的伟大思想体现在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其核心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与“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均衡理论相比，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长期未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AllynYoung）重新发掘了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杨格对斯密定理做了重要发展，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不幸的是，斯密和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伟大思想在20世纪上中期再度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斯密－杨格定理包含著报酬递增的思想，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逐步得以解决，经济学家开始掌握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处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技术。随著保罗·罗默1986年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经济学家开始将报酬递增视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把金钥匙，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外部经济等角度来探讨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斯密－杨格有关劳动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思想得以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斯密总结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然而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长期受到冷遇，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在他的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经济科学与统计学）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做了重要发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
杨格进一步研究了迂回生产（roundaboutmethodsofproduction）和分工的关系，补充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给出了如下的经典论述：
假定一国的经济禀赋是既定的，不管怎样，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市场的规模。但是，构成大市场的又是什麽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不是外在于那个产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所决定和确定的。
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定理可以扩展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著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在生产组织上的每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新发明，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改变了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进一步发生的作用又永无止境。因此，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
杨格对报酬递增过程作为一个分工自我繁殖的累积性变化过程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假定一种商品的供给的增加会伴随著与该商品相交换的其他商品需求数量的增加，同样也假定任何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供给的增加。从而，“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在这些假定之下，报酬递增的实现是“累进和持续的”。某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报酬递增的过程，“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
最后，杨格将他对斯密定理的发展做出了总结：
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繫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