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技术决定论，并不是由于它缺乏客观性，不能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事实上，技术决定论从本能的意义上恰当地描述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特征。并且，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活动，这种发展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都认可了。我们现在批判它是因为它过时了，而且是有害的，它不能适应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要解决新问题，就必须批判技术决定论。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才可以彻底地抛弃它，才可以真正地理解新的发展原则。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观念是逐步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有背景、有过程、有结果，可以说批判的过程也是解构的过程。技术决定论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新科学成为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知识上有巨大的优越性，更为主要的另一方面在于新科学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在16世纪，出现了一门新学科，就是伽利略所说的“新科学”。它既具有数学那种推理的严谨性，它所关涉的又是实质存在的物体。这门学科的知识既以严格的推理为依据，亦得到感官观察的保证，这种两端都有所凭依的知识，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是物理学。正因为新科学在知识上有这样的优越性，所以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人类的理性认识，为人类的理性打开了新的视野，神学独尊的时代开始被科学独尊的时代取代，科学逐渐取代神学成为新的知识立法者，重新为理性定义。科学成为理性的唯一形态：唯有经过科学方法的洗礼，才有资格进入理性之域。
新科学同时有巨大的实用性。逐渐地，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应用和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科学——技术的这种循环互动直接引发了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肇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历史力量。
总之，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从学术界到一般民众都有意无意地抱有一种常识性的见解，认为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所揭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一种终极的实在，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都以此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来考虑问题，很少有人对这个前提本身表示怀疑。
